懷念恩師

張曉峰(注：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教授，彭明老師1990級博士研究生。2013年6月去世。)

恩師彭明先生已離開我們兩年多了，作為彭門弟子，每當靜夜閱讀或?qū)懽鏖g隙或課堂講授之時，先生的音容笑貌總會浮現(xiàn)腦際?！拔逅臅荨钡牟柘憧M繞，師生同室的親切交談，先生的溫厚和藹、循循善誘，或溫和中略帶嚴厲的批評，或鼓勵中充滿期許的話語，讓我常憶常新，難以忘懷。

在先生的眾多弟子中，我有幸在本科和博士生兩個學業(yè)生涯中師從先生門下就讀。我是1978年人大復校后所招的第一屆學生，在中共黨史系讀本科，當時先生就是人大黨史系的著名學者。入學不久我就從圖書館借來先生和李新、孫思白、陳旭麓諸前輩在20世紀60年代初編寫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這部四卷本的著作是胡華主編的《中共黨史講義》的重要補充和輔助教材。當時正值從“文革”結(jié)束后的兩年徘徊向撥亂反正轉(zhuǎn)變的時期，這兩部著作成為我們學習中共黨史的啟蒙教材。在后來的學習中，彭先生曾為我們講授《民國史研究》和《五四運動研究》。記得先生當時主要介紹民國初期中國的政局，在講授北洋軍閥的代表人物時，先生用“龍”、“虎”、“狗”三個形象來描述段祺瑞、吳佩孚和曹錕這幾個北洋軍閥頭子的個性和特征，非常生動形象。在講北伐戰(zhàn)爭時，我第一次知道了馮玉祥領(lǐng)導的西北軍也參加了北伐的北方戰(zhàn)線。因為我是陜西人，對西北軍非常感興趣，在寫課程論文時選題為“二虎守長安”，即在北伐中西北軍的楊虎城和李虎臣兩位將領(lǐng)堅守西安八個月，后由馮玉祥的國民軍解了西安之圍。我小時就聽老人們說過這個故事，但并不了解其來龍去脈。學習民國史后我對這一事件的意義才有了認識。我寫這篇作業(yè)時查閱了一些資料，并吸收了當?shù)氐囊恍┟耖g傳說，寫作行文夾敘夾議，有點文學性描述，屬史話類風格，并不是一篇嚴格意義的論文。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提交了作業(yè)，但先生卻給我打了一個優(yōu)秀的高分，這使我受到了很大鼓舞。后來我在大三時寫學年論文，又選了“馮玉祥與國民革命”，我的這篇論文的指導教師是張同新老師。順著這條學術(shù)路徑，我的本科畢業(yè)論文又選了“西安事變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指導教師是李良志老師。這兩篇習作都得到指導老師的肯定并取得了好成績。大學畢業(yè)后我回西安，在陜西師大從事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教學與研究，曾任西安事變研究會秘書，1986年舉辦西安事變50周年紀念會議時，我們邀請了李良志等老師參加了這次會議，我本人也有了研究西安事變的一段學術(shù)經(jīng)歷，也可以說這是我走上學術(shù)道路的一個起步。這個開端的緣起就是當年聽彭明老師講授民國史以及初次習作的那篇“二虎守長安”的作業(yè)。1990年我考取了彭先生的博士，再次來到先生門下時曾提起這段往事，先生說記得記得，原來你就是那個張曉峰。因先生知名度高，學術(shù)活動多，自己當時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青年學子，本科畢業(yè)后也幾乎沒有和先生聯(lián)系過，但提起當年我寫的那篇作業(yè)，先生竟還記得，這也使我很受感動。20世紀80年代的彭先生正值盛年，神采奕奕。記得先生在給我們講五四運動時，在課堂講授之余，親自帶我們?nèi)ノ逅倪\動的發(fā)源地的北京大學舊址，參觀北大紅樓，看李大釗當年工作的老北大圖書館，帶我們沿著五四運動學生游行的路線進行實地考察，看火燒趙家樓舊址，看陳獨秀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的新世界游藝場舊址，看魯迅故居等。當時北京已是夏天，天氣炎熱，先生邊走邊講，滿頭大汗，但聲音洪亮，手勢有力。這次教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對五四運動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認識，對課堂教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不正是今天我們正在提倡的情景教學、體驗式教學嗎？可見彭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創(chuàng)了這一效果很好的教學方法。

本科畢業(yè)后在陜西師大從教八年，期間曾師從房成祥教授在職攻讀碩士研究生。在經(jīng)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后，我有點心緒茫然，又想回到母校人大繼續(xù)讀博士研究生。我想報考彭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又擔心我在那場政治風波中的一些事讓先生為難，就斗膽給先生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的想法，征求先生意見。先生沒有直接給我回信，讓當時在讀的學姐賀淵給我回了一封信，信中明確表示可以報考，并提供了一些復習參考書目和注意事項等，特別是賀淵師姐在信中特意轉(zhuǎn)告了彭先生的叮囑。這樣，我才打消了顧慮，開始準備考博。在1990年的中外政治思想專業(yè)的博士生入學考試中，我雖然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績，但我還是擔心政審這一關(guān)，到7月初我接到錄取通知書才放下了這顆懸著的心。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先生的寬容溫厚和學術(shù)大家的胸襟。在當時人人自危的氛圍中，先生不怕因此受到非議，堅持自己的標準和原則。

在重回人大師從先生讀博士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們每兩周到先生的林園五樓四號的“五四書屋”一次，聆聽先生的教誨，與先生和同學一起討論學術(shù)話題，先生在校內(nèi)外有講座也帶我們?nèi)ヂ犝n。期間在做學問與做人上老師的一些教導，我也時刻銘記于心，不敢忘懷。

在如何做學問上，先生教給我們一種方法，可以名之為“筆記心得法”。就是要求我們要勤讀勤記，不動筆墨不讀書。學術(shù)研究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有自己的心得，然后，把這些心得整理出來，形成一個邏輯結(jié)構(gòu)，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孫思白先生為例，說孫先生在書房中掛了不少小紙簍，看書時一有心得就立即記下來，然后揉成紙團放在分類不同的紙簍中，這樣時間一久，再把紙簍中的心得拿出來，進行整理、論證就形成了一篇論文。這個方法非常形象生動，也很管用。我后來雖然沒有完全照搬先生介紹的方法，但逐漸養(yǎng)成了寫讀書筆記的習慣，而且在我自己帶研究生后，把這個方法也傳授給了我自己的學生。

先生是中國現(xiàn)代史學科的著名專家，一生寫了大量學術(shù)論著。先生的著作文風樸實無華，卻又不乏生動的人物形象或場景描述。先生主張史學文章要寫得有可讀性，不要干巴巴的，寫歷史人物要有人物形象和個性。在聽先生的講課中，先生以《史記》中對人物形象的刻畫為例，說司馬遷在寫劉邦看到秦始皇的巡游車隊時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見到秦始皇的威儀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寥寥數(shù)語，人物個性躍然紙上。先生主張史學著作應(yīng)學習太史公的文筆。

再就是寫論文首先要學會作注。有一次我拿了一篇論文請先生指正，先生認真看過之后，把我叫去，和氣而不失威嚴地對我說：“你先把論文后面的注釋換成正式出版的文獻資料。”我當時寫的是一篇題目為《救亡運動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的論文，所用的資料有一大部分是人大黨史系編印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這部資料沒有正式出版，也引用了舊版《毛澤東選集》，先生說：“用這些文本作注是不行的，應(yīng)換成正式出版的和最新版的圖書，出處一定要注明版本。”同時先生給我推薦了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等。我費了很大勁把注釋全部修改為正式出版的文獻和新版《毛澤東選集》，并進行了校對，后來這篇論文在《寧夏大學學報》發(fā)表。此后我寫論文就很注意注釋引文的權(quán)威性。

先生性情溫厚中和，也表現(xiàn)為學術(shù)上的既不保守也不標新立異。學術(shù)上，先生對我們既要求嚴格，又不乏寬厚包容。在這方面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關(guān)于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我原先想研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著重探討一下毛澤東放棄自己原先構(gòu)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原因。先生對學生的學術(shù)旨趣一般都很支持，但當我跟先生談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學術(shù)思考時，先生卻認為研究這個問題在當時不合時宜。因為當時正值政治風波后不久，學術(shù)界比較沉悶，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研究很難有新突破，而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研究則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標新立異的觀點很容易被認為有自由化傾向。后來先生建議我以“國外毛澤東研究”為博士論文選題，我當時有些為難，因為這個領(lǐng)域在國內(nèi)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可借鑒的成果較少，而且我本人對此領(lǐng)域也不熟悉。研究這一領(lǐng)域需要看大量的外文資料，而我學的外語是日語，難以查閱英文資料。但先生鼓勵我說正因為這一領(lǐng)域新，才有學術(shù)價值，也容易有自己的突破。為此，先生自己也開始對此領(lǐng)域研究的初步梳理，并有一些思考，同時還以此為題開設(shè)了講座。在一次講課中先生通知我去聽課，在講座中介紹了國外毛澤東研究領(lǐng)域的研究現(xiàn)狀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一些問題，并對當時在國內(nèi)發(fā)行的幾部從國外引進毛澤東傳記進行了評析。課后，先生讓我按照他的講課思路進行論文準備。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從選題論證、框架結(jié)構(gòu)、資料收集與使用，都是在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完成的。經(jīng)一年多的辛苦耕耘，總算拿出了十多萬字的學位論文，但我畢竟是初涉此一領(lǐng)域，總覺功力不逮，與先生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先生鼓勵我說，博士論文只是研究的一個起步，你只要匯報好你這一階段的研究收獲就行。在我的答辯會上，由程歗、林茂生、陳鐵建、劉桂生先生等組成的答辯委員會對我的論文進行了評審，我的論文獲得通過，同時各位先生也提出了十分寶貴的批評建議。在我的答辯會上，林茂生老師的一席話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國內(nèi)學術(shù)界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正在興起毛澤東研究熱。我也主編了和參編了一些此類編著或叢書。林先生針對這種情況對我說：古人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毛澤東時代是神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正在走出神的時代，但現(xiàn)在還是圣的時代，下一個時期才是人的時代。研究毛澤東這樣的領(lǐng)袖人物，尤其要以古人說的“君子三畏”為訓誡，小心謹慎，不可犯忌。后來我在這些學界先輩意見的基礎(chǔ)上，對論文進行了全面修改和增補，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當時讓我選這一研究領(lǐng)域，也是從學科建設(shè)的需要出發(fā)的，當時我所讀的專業(yè)名稱是中外政治思想，國外毛澤東研究可補充這一學科領(lǐng)域中外國政治思想研究的不足。2006年國家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升為一級學科時，又專設(shè)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二級學科方向，而國外毛澤東研究則在這一學科方向占有一席之地。由此亦可見先生的學識之深厚和預(yù)見性?？上У氖呛髞碛捎谖业墓ぷ髁髯儯瑳]有一直在此領(lǐng)域深入研究下去，對此我一直對先生抱愧。從當時到現(xiàn)在，國外毛澤東研究已成為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指導的研究生中又有選擇“國外毛澤東研究”方向取得不錯成果、并考取了人大此一方向的博士生的，這也算是薪火相傳吧。

另一件事是，1992年我曾作為副主編協(xié)助先生一起主編《論說毛澤東叢書》，因我當時在叢書的選題、組稿、編輯、聯(lián)系出版等事務(wù)中耗費了大量精力，致使自己承擔的一冊書稿《毛澤東的革命觀》遲遲不能完成，后為了趕出版時限，我又增加了一個作者，匆匆完成。當全部書稿共8冊交給先生審閱的時候，我原想先生年事高工作忙，可能不會細看，因我和其他編委已經(jīng)修改過一遍。當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打印稿，全是手寫稿，有的作者字寫得不太工整，看起來很費勁，全書稿有近200萬字，看稿的工作量很大。沒想到先生竟逐冊逐頁仔細審閱批改，尤其是對我寫的那冊《毛澤東的革命觀》更是詳細審閱。先生審看完后，把我叫去對我說：“我看你這本書還是不忙出版了吧，其中的一些觀點有些偏頗，而且一些論述也不太嚴謹。尤其是對晚年毛澤東失誤的一些評價和分析，不太合適?！蔽耶敃r有些難堪，一是這部書稿是和別人合作的，擔心對合作者不好交代。二是已與出版社簽約，只要先生同意就可出版。我就說我們再好好修改一遍，讓先生再看一次。但先生堅持說：“既然讓我做主編，我就得嚴格把關(guān)，要不我就不做主編了。”我當時還有些虛榮，覺得自己忙碌了一年，恰恰耽誤了自己的書稿出版。后來先生對我說，做學問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人怕出名豬怕壯，越是有名越是要珍惜自己的名望。先生作為一個學術(shù)大家，能夠輔佐帶領(lǐng)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擔綱，已經(jīng)非常難能可貴了。先生并非只掛名不負責，而是要做名副其實的主編，而在當時自己還不能完全理解先生這種提攜后輩和擔當責任的精神。日后每當想起這件事，就覺得非常對不起先生。

在學術(shù)思想上，先生的很多見解使我終生受益，仍在指導我今天的教學與研究。此處僅舉兩例。一是在宣傳與學術(shù)的關(guān)系上，先生明確提出應(yīng)在學術(shù)研究基礎(chǔ)上宣傳政策和理論，而學術(shù)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并非只是圖解理論和政策，而是要為理論發(fā)展和政策的制定提供論證和思想資源。他明確批評了思想政治理論教學與研究中，不深入研究問題，只是解說中央文件或領(lǐng)導人的講話。他指出在二者的關(guān)系上，應(yīng)先有學術(shù)研究，后有理論和政策及宣傳。博士畢業(yè)后，在我所從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中，我一直遵循先生的這一思想，注重以學術(shù)研究為教學提供支撐，這樣的教學也受到學生的歡迎。

二是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問題上，先生較早提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被先進的中國人接受并得以廣泛傳播，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反帝救亡的需要，馬克思主義是反帝的理論武器。因為舊民主主義理論不反帝，所以解決不了中國最主要的社會矛盾。受老師的啟發(fā)，我在教學與研究中對這一問題不斷思考，進一步認識到，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在工具理性層面上的選擇。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我們黨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jié)合，同時也逐漸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反帝救亡的工具理性與實現(xiàn)公平正義的價值理性的統(tǒng)一。因為馬克思主義不但為反帝救亡所需要，而且也是被壓迫人民追求公平正義、自由解放、幸福生活的價值需要。正是有了這種理性與信仰的統(tǒng)一，才激勵千百萬革命志士前仆后繼、艱苦奮斗，才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統(tǒng)一，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探索中，我們黨卻逐漸脫離了中國和時代實際，以致發(fā)生了“文革”，使信仰與理性發(fā)生分裂。改革開放以來，在重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必須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驗，選擇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jīng)濟的結(jié)合，重新回歸到理性，但市場經(jīng)濟的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又沖擊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價值理性，現(xiàn)實的種種弊端與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似乎發(fā)生了分離。我們之所以選擇市場經(jīng)濟，是因為現(xiàn)代化的需要，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選擇的正確，但毋庸諱言的是工具理性沖擊價值理性所致的理性與信仰的再次分裂。十七大以來我們黨提出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再一次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理性與信仰的統(tǒng)一。我的這些思考和粗淺認識是多么需要和先生一起交談討論啊，如先生健在，一定會得到他老人家的悉心指導。我為失去一位難得的良師而深深抱憾。

寫到這里，我再次凝視桌前的先生遺像，看著先生那和藹可親的目光，我想，先生在天國一定也在注視著我們這些弟子們。

201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