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彭明教授

李良明(注：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

1965年9月，我第一次記住彭明教授的名字，那時，我初學中共黨史，他和李新等人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是我最喜歡的參考書。

1986年11月上旬，我第一次見到彭明教授。當時，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shù)討論會在我校召開。鑒于《中共黨史人物傳》編委年齡結(jié)構(gòu)偏大，為了持續(xù)開展中共黨史人物傳的編輯工作，胡華教授提議，要在全國選一批三四十歲的優(yōu)秀中青年教師參加編委會的工作。我有幸與湖北大學的田子渝、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吳殿堯、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的宋霖一起，被吸納為編委會的新編委，直接在胡華、彭明、陳志凌等教授的指導下，參加《中共黨史人物傳》的編審工作。11月5日，會議閉幕，彭明教授致閉幕詞。他說：“我們這次會議是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的鼓舞下召開的。我們學習了中央領導同志歷年來為《中共黨史人物傳》叢書所作的題詞和批示……進一步明確了編寫中共黨史人物傳記的深遠意義及其在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大作用，深感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決心不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堅定不移地為完成既定的編寫五十卷傳稿的目標而繼續(xù)努力奮斗?！贝撕?0年，經(jīng)常與彭明教授在編委會上和全國其他學術(shù)討論會上謀面，聆聽他的教誨和指導，許多往事，歷歷在目。

1987年，我人生一度陷入低谷，精神很不爽。當年暑假前，學校評職稱，專門發(fā)了一個破格晉升的文件，提出凡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之一者，可以破格晉升高一級職稱：(1)在國家重點學術(shù)期刊發(fā)表三篇以上學術(shù)論文者；(2)獲得省級以上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者；(3)獲得學校優(yōu)秀科研成果一等獎者。這三個條件我當時都具備，熟知我的人都認為我破格晉升副教授是不成問題的。然而，當時系里主持職稱評審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說學校沒下指標，而學校主持職稱評審的主要負責人卻說，系里沒將我的名字報上來，學校也沒有辦法。他們相互推諉，就是不解決問題。我很氣憤，但也無奈。當年暑假，全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7次審稿會在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召開。彭明教授知道我的情況后安慰我說：“職稱這玩意不要看得太重，它并不反映一個人的真實學術(shù)水平?！彼€詼諧地說：“比如糧票，有全國糧票和地方糧票，地方糧票面額再大，也不能在全國通用。要使自己成為全國糧票，不要當?shù)胤郊Z票。”

彭明教授的一席話，讓我茅塞頓開。是啊，全國糧票，全國通用，大家都承認；地方糧票，只在當?shù)厥褂?，面額再大，也不能在全國其他地方使用，沒人承認。所以，不要只看糧票面額，還要看是什么樣的糧票。這使我認識到，職稱的高低，不等于學術(shù)水平的高低，一個學人，不做出一流的高水平學術(shù)成果，職稱再高，也沒人承認；反之，做出一流的高水平學術(shù)成果，即使職稱低，社會也照樣承認你。從這以后，我的心胸開闊了，精神大振，學習和科研的勁頭也更大了。

1987年12月14日，我們正在廣州參加審稿會，突然傳來胡華教授不幸去世的噩耗。胡華教授生病的情況，我們?nèi)w編委都是知道的。他在手術(shù)前，于11月26日致信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楊世蘭、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盧權(quán)和廣州市委黨校教授胡提春，并通過他們?nèi)幌虺鱿瘡V州審稿會的全體編委通報了他的病情。但我們怎么也沒有想到，胡華教授走得那么快。胡華教授去世的當天上午10時左右，全國黨史人物研究會秘書長陳志凌教授向全體編委宣讀了胡華教授11月26日的這封信，并給每位編委復印了一份。讀著胡華教授的信，我們每個編委的心情都十分沉痛，向胡華教授默哀致敬。

遵照胡華教授的意見，廣州審稿會由彭明、陳志凌、楊世蘭三位組成領導小組，負責審稿工作。彭明教授在默哀后發(fā)表了感人至深的講話，他要求編委們繼承胡華教授的遺志，團結(jié)一致，辛勤努力，在何長工會長的領導下，共同完成《中共黨史人物傳》前50卷的編纂任務。各位編委化悲痛為力量，競競業(yè)業(yè)地投入廣州審稿工作，圓滿地完成了廣州審稿任務。

胡華教授在世時，《中共黨史人物傳》前30卷還沒有出齊，后面的工作還很繁重。編委會商定，仍以胡華名義主編，彭明教授代胡華教授簽署終審書稿。特別是前50卷的后10卷，主要是彭明教授主持完成的，他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后10卷的主編，但是彭明教授仍堅持以胡華名義主編，不署自己的名字。這種不計個人名利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成為學術(shù)界和黨史人物研究會的美談。

彭明教授是一個很謙虛的人。他在中共黨史、中國現(xiàn)代史、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著述甚豐，在全國同行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愿意和他交流，因為他平易近人，在學術(shù)晚輩面前，從不耍大牌。

他的代表作《五四運動史》(修訂本)出版后在全國影響很大。2001年7月在北京開會，我向他談了讀該書的感想。他幾十年如一日研究五四運動史，進行了大量的實證考察，足跡遍及北京大街小巷，這部力作，不是關(guān)在研究室里寫出來的，而是“跑”出來的，史料豐富，堪稱信史。他對我說的“《五四運動史》是‘跑’出來的”這句話比較滿意。他說，研究中共黨史、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歷史文獻固然重要，但調(diào)查研究、實地考察的功夫也不能少。他還給我講了他對盧溝橋考證的故事，是怎樣將瀘溝橋的“瀘”字改為“盧”的。由此可見他對歷史真知的執(zhí)著追求，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

彭明教授是一個正直的人。他雖然不是中共黨員，但我認為他的思想品德堪稱楷模。他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人正派，尊重外地學者，團結(jié)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他疾惡如仇，反對腐敗，教育青年學者要甘坐冷板凳，專心做學問，不要受官場、商場的誘惑。他治學嚴謹，所研究的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課題，都是有感而發(fā)，讀者一看就知道他是有真思想的。

在彭明教授周年祭日來臨之際，特作此文以彰其美德，永世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