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寫回憶錄（代序）

似乎久已絕跡的傳記文學(xué)，1978年起在我國又逐漸繁榮起來。我也嘗試寫了幾部：繼《杜月笙正傳》《哈同外傳》之后，去年又出版了《報人張季鸞先生傳》?！稌帧肥墙o以極大鼓勵的，每出版一部，《書林》必讓我寫一篇東西，說明寫作的動機和意圖，向讀者介紹。盛意可感。

現(xiàn)在，第四部試作——也許是最后一部習(xí)作《徐鑄成回憶錄》即將殺青。全書約三十萬字。《書林》又要我先來“王婆賣瓜”一番。

和前三部書比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較多，二是它不是寫別人的傳記文字，而是寫自己的編年體回憶錄式的文章。寫別人，力求神似，希望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書上再現(xiàn)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寫自己，能否也堅持同樣的客觀態(tài)度呢？我從1979年“解凍”開始寫作之際，即抱定一個態(tài)度：于人，不囿于成見，不“以成敗論英雄”；于己，既不亂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盡量詳盡地回憶過去所經(jīng)歷的事實。至于功過是非，則一任歷史加以評說，自己少發(fā)議論。

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歷史也很簡單，自從開始工作以來，除了被迫擱筆的二十年外，一直從事新聞事業(yè)，而且始終在《大公報》《文匯報》這兩家報里轉(zhuǎn)來轉(zhuǎn)去，從未干過什么驚人的事業(yè)。所以起意想寫這本回憶錄，是因為我經(jīng)歷的時代，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而友人們也熱情加以鼓勵。我生于前清末年，開始工作時，趕上北洋軍閥的末期——張作霖大元帥統(tǒng)治時期，曾目擊國民黨的興起到它在大陸的覆滅。又曾在新中國度過幾十年不平常的歲月，經(jīng)歷長期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撥云霧重見青天，過了近十年的充滿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時光。在這漫長而曲折的六十年時日中，我曾五次親自創(chuàng)建過報館，又曾五次親手埋葬（被封或被迫?？┧鼈儭Ｆ渲薪?jīng)過，也許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從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xùn)。至于所接觸過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更難屈指數(shù)。為了對歷史負責(zé)，我也該趁記憶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際，抓緊時間，盡可能加以回憶，如實地寫出來，公之于世。好在我向來有一個習(xí)慣，每遇參加一個重要會議或出外做重大旅游，必記有日記。在反右，特別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為罪證；在落實政策時，已大部分被發(fā)還了。這些殘存的舊日記，可以供我做回憶的佐證或線索。

我常常想，新聞記者的職業(yè)，大概是容易縮短壽命的。因長期熬夜，不利于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報人黃遠生、邵飄萍、鄧拓等均死于非命，壯年殉職；張季鸞先生則存年僅五十六歲，他早年備受壓迫，幾次陷于牢獄，中年接辦《大公報》后，則一路順風(fēng)，名揚四海，直至因病辭世。我已度過八十春秋，經(jīng)歷則恰與季鸞先生相反，自踏入新聞界大門后，即受前輩之提攜，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報紙筆政，也曾名噪一時。但自是以后，即與華蓋運結(jié)緣，備歷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結(jié)束厄運，拾起禿筆，重理舊業(yè)，并從事新聞教育工作。

記得亡友惲逸群兄曾說過：他的經(jīng)歷，非常人所能想象；他所過的橋，比一般人走過的路還要漫長。他自感有責(zé)任把它寫出來，“明夷待訪”，以待來者。我的經(jīng)歷，自然遠不及他壯烈凄苦，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一生的經(jīng)歷，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攤開來。司馬溫公有一句名言：“事無不可對人言”；我湊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為一副對聯(lián)，用以自況。所以，自己在寫回憶錄的時候，用不著推敲，更毫無“外慚清議，內(nèi)疚神明”之處，可以信筆直書，無所隱諱；當(dāng)然，因年已日近鐘鳴漏盡，有些瑣碎的細節(jié)，是記憶不周全了。

我寫這本回憶錄時，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舊社會經(jīng)歷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學(xué)的十幾年，簡單順序敘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創(chuàng)業(yè)時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約近一半。而特別著重于寫新舊交替的1949年，寫下近五萬字。解放以后，所經(jīng)歷的大事，所接觸的中外名人，當(dāng)然更多。我則著重于寫個人的親身遭遇：因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歷史評議，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細”地簡單敘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說，寫鬼神易，狀人難。我寫《杜月笙正傳》《哈同外傳》，特別寫張季鸞先生的傳時，有深刻的體會。至于這本回憶錄，是否能如實地寫出我的本來面目？則有待讀者的評斷。好在知我者尚多，和我同學(xué)、同事的尚多健在，希望不吝匡正和補充。

徐鑄成

1987年10月20日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