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大學到桂軍軍校
經(jīng)歷了兩度入川、兩度出川的挫折之后,張治中的思想起了重要變化,這就是決心不再為軍閥之間的骯臟交易做無謂的犧牲,尤其是川軍之間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與陰謀詭計,讓張治中想起來就頭疼。從此,張治中的目光不再注視四川。四川那個地方太大、太重要,也太復雜了,自己已經(jīng)把最好的朋友郭孔彰貢獻給四川軍閥了,自己不想做“郭孔彰第二”。
三個月后,張治中再次來到上海,他的目光重新專注于南方。20 世紀20 年代初,孫中山先生依靠粵軍的力量,重返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就任大總統(tǒng)職,發(fā)動和領導革命運動。南方再次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當時,粵軍將領許崇智、黃大偉都在福建帶兵。張治中聽從朋友的勸說,南下福建謀求發(fā)展。但是,在福州住了一段時間,他發(fā)現(xiàn)許崇智、黃大偉,都在忙于鉤心斗角地搞磨擦,他發(fā)展的機會十分渺茫,只得返回上海。
福建之行勞而無功,張治中在深深的沮喪之外,又增加了許多的怨憤。軍閥政治太無聊,也太可惡了!但是,張治中并不灰心,一切都還得等待,還需要忍耐。當然,等待的當中,不妨有所充實。也許他想起了張秀才的那句話:“這孩子將來大有希望”,在“將來”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偃武修文,進大學讀書,以期進一步充實提高自己。
張治中選擇了上海大學,主要是學習俄文,兼習英文。繼學習英語、德語之后,再學習俄語,張治中實在是一個好學不倦、目光遠大的人;而以他一個私塾出身的人來說,竟有決心掌握三門外國語,這實在又是一個讓人贊嘆不已的奇跡!不過,由此前的專注德文而改學俄語,可以看出張治中的政治志趣,已經(jīng)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以前,張治中受格拉塞先生的影響,想到德國留學并考察,以德國作中國榜樣,所以專心于學習德文;但是,現(xiàn)在蘇聯(lián)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張治中對蘇聯(lián)的興趣提高了,準備去蘇聯(lián)作學習考察,所以改學俄文。同時,張治中并沒有放棄環(huán)游歐美的理想,所以要繼續(xù)補習英文。然而,上海大學對張治中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他在俄文、英文水準方面的提高,這真是張治中所意想不到的。
上海大學正可以說是一所“紅色大學”,它是在中共的推動與幫助下創(chuàng)辦起來的,是一所培養(yǎng)革命干部的學校。許多著名的早期中共黨人,諸如瞿秋白、張?zhí)?、蔡和森、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楊賢江、侯紹裘等,先后在該校任職任教;至于學生中的王稼祥、博古、楊尚昆、陳賡、李碩勛、楊之華、孟超等,后來也都成了著名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校長于右任、副校長邵力子,不但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而且極力推崇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張治中鉆進這樣一個紅色“大染缸”讀書,并師從著名的共產(chǎn)黨人瞿秋白學習俄文。可以想象,他在思想上開始向激進立場發(fā)生劇烈轉(zhuǎn)變,是一點用不著意外的。
其實,張治中決定進“上大”讀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沖著這個“紅色”來的。最初,張治中讀了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開始接受變法圖強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后又讀到《新青年》、《新潮》、《向?qū)А返入s志,覺得社會主義更合自己的胃口。五四運動前后,張治中雖在滇軍中扮演“客串”的角色,但始終關注著“新文化運動”,要求變革的思想日趨強烈。第一次出川之后,張治中的思想已經(jīng)日趨激進了。一次,朋友介紹張治中到上海之后,去見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張如愿以償,并和陳獨秀談了一次話。陳是安慶人,與張同屬皖中;并且,少年張治中曾多次到安慶尋找求學之路,對安慶始終懷有一種特殊感情。這次見面,陳獨秀究竟向張治中講了些什么,張已記不清了,但從張治中的心路歷程來看,無疑是加強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好感,掌握俄文、赴蘇考察的愿望,就是在這段時間里立下的。
就張治中的成長背景而言,張治中的“左傾”,是毫不奇怪的。從家庭來說,張治中完全可以說是一個苦出身;走上社會以后,更是屢受歧視與打擊,個人奮斗屢受挫折,個人抱負屢屢落空。這一切,都在張治中的思想上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刺激,也使他對專制腐朽的軍閥勢力及現(xiàn)實社會制度抱有強烈的不滿,也很容易對提倡平等公正的社會主義學說抱有好感。從這里,我們也就不難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在國共兩黨的長期斗爭中,張治中為什么始終對共產(chǎn)黨人抱有同情態(tài)度,為什么能真心誠意地做促進兩黨合作的工作。事實上,張治中的成長經(jīng)歷,張治中的階級意識,張治中的理想追求,都已經(jīng)為此奠定了基礎。
在張治中的記憶中,“上大”時期是一段輕松有趣的學習生活。因生活相對安定,張治中將夫人洪希厚及長子張一真接到上海,在法租界租賃了一個樓面,用布幔將房間隔成臥室及書房兼客廳。從此,張先生專心讀書學習,張?zhí)呐埾匆隆T跊]有進賬的情況下,每月要開支50 元左右,對于過去的積蓄來說,確是一個不小的威脅;但每天都能享受那種挑燈夜讀、紅袖添香的讀書生活,這與此前那種漂泊無定、浪跡天涯的戰(zhàn)亂生活比較起來,真不啻是神仙生活了。
但是,張治中在“上大”并沒有讀到畢業(yè),這是由于南方的政治局面再次發(fā)生逆轉(zhuǎn)。因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稱兵作亂,孫中山再次被趕出粵境。對于孫中山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為慘痛的一次教訓,不但已經(jīng)形成的北伐大好形勢被徹底葬送,而且多年來辛辛苦苦創(chuàng)建的革命基業(yè)也毀于一旦;同時,也讓他徹底看清了中國軍閥的卑鄙無恥和沒有人格,看清了中國軍閥的不可信和不可靠。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孫中山?jīng)Q定“以俄為師”,聯(lián)俄聯(lián)共,建立革命武裝,開創(chuàng)全新局面。于是,這才有了國民黨的改組,有了國共合作的局面,有了黃埔軍校的創(chuàng)建,有了蓬勃興起的大革命和北伐革命的勝利。
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永豐艦,立即號召前方將領回師平叛。這個時候,張治中的保定同學王懋功、伍毓瑞、陸福廷等人,都在福建擔任旅、團長。他們在揮戈返粵的同時,都曾函電邀請張治中南下加盟,討伐陳逆。經(jīng)過一番斟酌,張治中趕赴福建,接受桂軍第四師師長伍肖巖之邀,出任該師參謀長。到任之后,張治中才發(fā)現(xiàn)伍師長手下并無實際兵力,師長的頭銜也只是個空心大蘿卜,遑論參謀長一職了。不久,雖經(jīng)改任桂軍總司令部參謀,但張治中覺得并沒有多大意思。
不過,經(jīng)過了一些曲曲折折,大局總算定下來了。桂軍謀劃在廣東虎門成立建國桂軍軍官學校,桂軍總司令劉震寰自兼校長,伍肖巖兼任副校長。伍兼副校長就此力邀張治中出任軍校大隊長。其實,軍校就一個大隊,大隊長的權(quán)力是很大的;況且,劉兼校長,伍兼副校長,都是掛名而不到任。校務方面,雖有少將吳安伯任監(jiān)督;但是,這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家伙,到職而不視事。這樣,主持教育訓練的一切責任都落在張治中的肩上。
這樣一來,桂軍軍校就是張治中在辦了。多少年來,張治中為軍閥“打工”,從滇軍到川軍,從粵軍到桂軍,不但吃足了苦頭,簡直就是在玩命,目的無非是為了能找到一個實現(xiàn)個人抱負的機會罷了?,F(xiàn)在這么一個機會實實在在地就在眼前,僅此一點,就讓張治中動心了。張治中盡管從未辦過軍校,但少年時期就對軍校抱有無限的向往,興趣是從小就建立了;四年多武昌預校及保定軍校生活,對于軍校的教育和訓練,不但有了實際的感受和認識,而且有了充分的自信與理論素養(yǎng);況且,世界上的事情,不都是學而知之嗎,誰是生而知之呢!
一個新的生活開始了。學校的條件簡陋,校舍是利用棕葉、竹條臨時搭建的,生活很清苦,甚至根本就沒有軍餉。但是,這些對張治中來說,都是無所謂的。抱負,抱負,沉重的抱負,久已將張治中壓得喘不過氣來了,現(xiàn)在正是一個卸下沉重抱負的機會,一切的困難,當然都不會計較。每天,張治中戎裝佩刀,身體力行,對教育訓練抓得很嚴。一段時間下來,學員們精神抖擻,軍容整齊,校風和易,倒也別有一番風氣,頗讓一般桂軍軍官刮目相看了。
從名義上說,桂軍軍校亦屬于國民黨軍校。這個時候的桂軍,同屬于南方革命政府系統(tǒng),孫中山能夠重返南方開府,桂軍也是出了力的。劉震寰在桂軍之前加“建國”二字,謂之“建國桂軍”,就是為了證明此桂軍不同于曾經(jīng)壓迫孫中山的老桂軍。以至桂軍軍校創(chuàng)辦伊始,劉震寰請廖仲愷先生掛了一個軍校黨代表的名義,以示其效忠國民革命。其實,這只是一層炫目的外殼而已。學校的干部及學員,都是從桂軍調(diào)來的,且為清一色的廣西人,稱得上是劉震寰的子弟兵。這是一個地域觀念極其強烈、政治性格極其保守的軍事團體,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事業(yè),沒有多少關系。
張治中很清楚,所謂的“建國桂軍”,依然是一支落在時代后面的舊式軍隊。軍校官長對待學生的方式,基本上還是舊軍隊的一套。中隊長出來進去,都拖著一把長刀,遇有違紀的學生,不由分說,翻轉(zhuǎn)刀背,就是一陣猛砍,情景著實駭人;拳打腳踢、罰跪罰站等,都成了變態(tài)中的常態(tài)。從這些官兵中,看不到有什么遠大的抱負,也談不到有什么革命的精神,有的只是一個極其封閉的地域派系而已。說穿了,桂軍軍校只是桂軍總司令劉震寰一個私立“軍塾”而已。很顯然,一個外籍人,要想在這個封閉的小圈子里有大作為,不啻是一個夢想。張治中看到了自己的處境,同時也開始了自己的籌劃。自然,他還得忍耐,還得等待!不過,一個切切實實的希望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向他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