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6年5月，作為美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雜志帝國的共同創(chuàng)辦人，亨利·R·盧斯生平第一次答應參加一檔電視專訪節(jié)目。他當時已六十八歲，并在兩年之前辭去時代公司總編輯一職。但在不少美國人心中，他仍然是一個令人著迷的人物——尤其是他旗下雜志的內(nèi)容，更具影響、吸引力，有時甚至激怒了許多人，但是人們卻很少見到他的真容。

采訪他的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埃里克·高德曼（Eric Goldman），此人之前曾為約翰遜總統(tǒng)主掌下的白宮效力，當時是美國廣播公司（NBC）一檔名為《敞開心扉》（Open Mind）的嚴肅節(jié)目的主持人。高德曼是一個文質(zhì)彬彬、謙恭有禮的采訪者，但并非易馭之輩。面對盧斯，他在幾個帶有爭議性的問題上步步緊逼，這些問題在盧斯一生相當長的時間里始終在他頭上盤旋。盧斯創(chuàng)辦的《時代周刊》（Time）、《財富》（Fortune）、《生活》（Life）以及《體育畫報》（Sports Illustrated）都是“共和黨雜志”嗎？它們內(nèi)在抱持的是“保守主義觀”嗎？他“個人的態(tài)度和信念左右著雜志的內(nèi)容”嗎？他特別贊賞并公開支持共和黨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這是否屬“越界”之舉呢？最重要的是，盧斯屢屢干預美國國際政策的辯論是不是“一種當代版的美帝國主義”的表現(xiàn)呢？

在長達一小時的節(jié)目里，盧斯大部分時間無精打采地靠坐在椅子上，他的衣服有些凌亂，領帶歪向一旁，褲腳因蹺著二郎腿而向上提了起來。

他看起來面容憔悴，神色警覺，又略顯不安。他漫無邊際地說著，常常一句話說到中途停下來，而后又從頭開始，在真正回答問題之前環(huán)顧左右而言他，有時他語速飛快，似乎在竭力克服口吃的毛病。他自幼就受到口吃的困擾，在緊張時刻偶爾還會復發(fā)。對高德曼話中的譏諷，他并沒有表現(xiàn)出敵意?！坝腥擞X得，”高德曼說，“你持有一種美國世界使命觀……認為美國應該走出去，將這些國家?guī)胍环N與我們十分相似的文明?！北R斯在1941年寫的著名論文“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中正是這樣說的。對此，盧斯指出，他1941年的觀點是受“二戰(zhàn)”環(huán)境的影響而形成的，但他沒有反駁高德曼的說法。“歐洲曾領導全世界長達幾個世紀，但它沒有能力再這樣做了，”他說，“領導全世界的重任將越來越多地落在美國的肩上……這種重任必然要遵循我們所抱持的理想?！?/p>

隨著話題轉(zhuǎn)向盧斯平生念念不忘的亞洲，他長久郁積的不滿變得更為明顯。高德曼主張，其他國家應該“追求自己不同的道路”，美國不應該為共產(chǎn)黨中國所困擾，而盧斯對此做出了反駁。

對亨利·盧斯的采訪也可以是另一番樣子——采訪可以聚焦于以下問題：他的雜志所取得的非凡成功，他因此而擁有的強大權(quán)力，他為之奮斗的理念，他積聚起的巨額財富，他與構(gòu)成了其世界一部分的權(quán)勢人物之間不同尋常的交往，乃至他跟美國最出名的女人之一的婚姻。在幾十年里，他一直身居美國最有權(quán)勢的人士之列——總統(tǒng)們討好他，對手們畏懼他，他既可捧人上天，亦可拉人落地。但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電視采訪，竟然充斥著對他的批評，而這些批評一直貫穿其職業(yè)生涯之中，對此，他一定備感沮喪，因為他已是風燭殘年。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他為留名青史而付出的努力——堅守一個賦予其工作和生命以意義的使命。

與同輩的很多美國人一樣，我是讀著盧斯旗下的雜志長大的，但對這些雜志本身知之甚少。我的父母閱讀《時代周刊》多年，興致一直不減，又常常被激怒?！渡睢肥俏矣嗛喌牡谝槐倦s志。不久之后，像同齡的許多男孩子一樣，我成了一名《體育畫報》的熱情讀者。當我開始歷史學家的生涯之時，我與盧斯的“美國世紀”不期而遇。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嚴峻的反戰(zhàn)氣氛下，這篇文章在我看來只是過時的殘余，屬于早先生機蓬勃而現(xiàn)在被人否棄的美國年代。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觀點要過多久才會再度流行起來。

多年之后，因為考慮為盧斯寫一本傳記，我開始了閱讀年輕的盧斯與在中國傳教的父親之間的一批書信。盧斯和家人聚少離多，打十歲起，盧斯便就讀于寄宿學?！鸪踉谥袊?，后來在美國。他的家人彼此間關系親密，盧斯就是靠著通信維持著和家人之間的關系，通信延續(xù)了多年，這些書信也使我認識了一位卓爾不群的年輕人。盧斯少有大志，一如他成年之后依然雄心勃勃。他自幼就努力奮斗，雖然總是意識到自己天資聰穎，但從不因取得成績而志得意滿——無論是在學校就讀，還是在以后的時間里，一直如此。他又常常是一個孤獨的男孩子——小時候在中國一家由英國人開辦的寄宿學校里，他有種被拋棄的感覺；作為霍奇基斯中學憑獎學金就讀的學生，他有時受到排斥；他不善于發(fā)展深入的友誼和持續(xù)的親密關系。但在他寫的家信中，至少在年少之時，他展現(xiàn)出另一面的自己——他不憚于袒露自己的缺點和失??；作為年輕人，他不僅努力追求成功，而且如同他可敬的父親一樣，努力成為有德之人。這努力奮斗的一面貫穿著他的一生。我沉浸在他早年被詳細記錄下來的人生之中，從而得以開始理解他何以在日后成為那樣的人。

在后來的人生中成為重要的公眾人物的傳教士子女中，盧斯并非唯一的一個。像小盧斯一樣，其他許多人也受到父母光輝榜樣的影響。他們的父母胸懷抱負，追求道德，為了信仰，為了改善他人的境況，他們選擇做出偉大的犧牲。許多傳教士子女也像盧斯一樣，在外交、政治、學術、文學和其他有影響力的領域，成就了一番事業(yè)。

關于盧斯的最早的主要傳記之一，W·A·斯旺伯格（W. A. Swanberg）的《盧斯與他的帝國》（Luce and His Empire）——于盧斯逝世五年后的1972年出版——反映了盧斯同時代的諸多人士對他所持的偏激觀點。在那本書中，盧斯被描繪成一個無情的辯護士，他創(chuàng)辦的雜志與其說是新聞報道，不如說是宣傳和意見平臺。我手頭有一本斯旺伯格著的這部傳記——幾年前在紐約斯特蘭德酒店（the Strand）撿來的舊書，在書的扉頁上，某位先前的讀者用鉛筆寫道：“一本肆意抨擊的佳作，而且百分之九十九屬實。”

無論在斯旺伯格還是在扉頁上落筆的匿名人，抑或在這些年來懷疑甚至鄙視盧斯的諸多人士眼中，盧斯職業(yè)生涯的顯眼之處在于他的傲慢、武斷、保守和極為固執(zhí)的政見——所有這些都反映在他旗下雜志的內(nèi)容之中。亨利·盧斯確實傲慢，他也經(jīng)常表現(xiàn)得武斷，在他極其關心并且自認為明白的問題上尤其如此。他出了名的固執(zhí)己見，而且斬釘截鐵地堅持要求在雜志的社論中反映他的觀點。在有些問題上，比如中國、“冷戰(zhàn)”、共產(chǎn)主義、資本主義及共和黨之類——他抱有根深蒂固且難以動搖的成見，這些成見有時令他對周遭的現(xiàn)實視而不見。

但盧斯還有著另一面。曾為之工作的人時常惱怒于他的干預和指令；有些人甚至失望地離開了公司。但他們幾乎全都認為盧斯才華橫溢、富有創(chuàng)造力，甚至不乏吸引力。在他并不為之著迷的很多問題上，他也表現(xiàn)得寬容、好問，渴望獲得新的信息和觀念，甚至能夠接受挑戰(zhàn)和辯駁。如盧斯本人一樣，他所辦的雜志也有著很多面。它們既固執(zhí)一詞又不偏不倚，既保守又進步，既武斷又寬容，既甚為刻板又極富創(chuàng)意。它們是那個時代偉大的美國雜志：它們的廣度、原創(chuàng)性以及創(chuàng)造力與它們的缺陷同樣偉大。

盧斯的出版帝國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紀中葉更廣闊的社會背景的一個縮影：全國性的大眾文化橫空出世，主要服務于興起的且迅速壯大的中產(chǎn)階級。新的大眾文化擁有許多載體：報紙、電影、電臺以及電視。但那個年代也是全國性雜志的全盛時期，其中盧斯旗下的雜志辦得最成功，最受歡迎，也最有影響力。與大多數(shù)美國出版人相比，盧斯更多地賦予他的雜志獨特鮮明而且始終一貫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聲音。他的雜志盡管在諸多方面彼此不同，但都反映著同樣一套價值觀和設想，盧斯不僅信奉這些價值觀和設想，而且認為它們是（或者至少應當是）普世性的。盧斯的重要功績之一，是他能夠提供一幅美國生活的圖景，從而幫助一代讀者相信美國文化那迷人且受到共同推崇的形象。

到盧斯1967年去世之時，盡管他本人也許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但他的雜志已經(jīng)要么走向了沒落，要么走向了與之前截然不同的前途?！渡睢酚?972年?？?，《時代周刊》、《財富》甚至《體育畫報》也逐漸不再是一種共同文化的自信的代言者。它們必然地變成了一個分化更劇烈并充滿沖突的世界的記錄者——這種角色使它們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大減（至少一度使它們的盈利大減）。但是，在盧斯掌舵的四十年間，他一直相信他能夠理解這個他立身其中而又不斷變化的世界，而且他可以利用他的雜志去塑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