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KS君

KS兄：

我很感謝你的殷勤的慰問，但對于你所憤慨的兩點和幾句結論，我卻并不謂然，現(xiàn)在略說我的意見——

第一，章士釗將我免職，我倒并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他那對于學校的手段，我也并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因為我本就沒有預期章士釗能做出比現(xiàn)在更好的事情來。我們看歷史，能夠據(jù)過去以推知未來，看一個人的已往的經(jīng)歷，也有一樣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種無端的迷信，將章士釗當作學者或智識階級的領袖看，于是從他的行為上感到失望，發(fā)生不平，其實是作繭自縛；他這人本來就只能這樣，有著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誤謬。使我較為感到有趣的倒是幾個向來稱為學者或教授的人們，居然也漸次吞吞吐吐地來說微溫話了，什么“政潮”咧，“黨”咧，仿佛他們都是上帝一樣，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誰知道人世上并沒有這樣一道矮墻，騎著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wěn)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丑態(tài)。丑態(tài)，我說，倒還沒有什么丟人，丑態(tài)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但終于使我覺得有趣的是蒙著公正的皮的丑態(tài)，又自己開出帳來發(fā)表了。仿佛世界上還有光明，所以即便費盡心機，結果仍然是一個瞞不住。

第二，你這樣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時，我想，大約章士釗還不過熟讀了幾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剝，看去還近于清通。至于這一回，卻大大地退步了，關于內容的事且不說，即以文章論，就比先前不通得多，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來又念了幾篇駢文，沒有融化，而急于挦撦，所以弄得文字龐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一樣。即如他那《停辦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呈文》中有云，“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為政而人人悅之亦無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筆了。但比起何栻《齊姜醉遣晉公子賦》的“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來，就顯得字句和聲調都怎樣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釗的文章更于何處討生活呢？況且，前載公文，接著就是通信，精神雖然是自己廣告性的半官報，形式卻成了公報尺牘合璧了，我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實在沒有過這樣滑稽體式的著作。這種東西，用處只有一種，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會的暗角落里，有著怎樣灰色的人們，以為現(xiàn)在是攀附顯現(xiàn)的時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來開口。至于別的用處，我委實至今還想不出來。倘說這是復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只見得復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zhàn)斗。倘要開頭，他們還得有一個更通古學，更長古文的人，才能勝對壘之任，單是現(xiàn)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牘和游談的堆積，紙張雖白，圈點雖多，是毫無用處的。

魯迅。八月二十日。

題注：

本篇最初發(fā)表于1925年8月28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收入《華蓋集》。章士釗，時任教育總長，創(chuàng)辦《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讀經(jīng)，反對新文化運動。1925年女師大風潮發(fā)生后，由于魯迅反對章士釗壓迫學生的行動和解散女師大的措施，章士釗便呈請段祺瑞罷免魯迅的教育部僉事職務。魯迅在平政院起訴章士釗，后勝訴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