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苦悶與探索

時光如梭，轉(zhuǎn)眼就到了1919年。這一年，21歲的瞿秋白和39歲的魯迅同在北京，他們在不同的崗位，用著不同的方式做著各自應(yīng)該做的工作。

“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前，瞿秋白和魯迅在思想上都經(jīng)過苦悶、探索的歷程。1917年的時候，秋白曾寫過一首七絕：

雪意凄其心惆然，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

1932年12月，他把此詩書贈魯迅，并寫下跋語：

此種頹唐氣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詩時，正是青年時代，殆所謂“懺悔的貴族”心情也。

北京的名勝古跡，風土人情，對初來乍到的秋白來說倒也新鮮，他除了讀書外，飽覽了古都的風景名勝，并考察了不少地方史跡。但這一切是短暫的，不久，北京的各派軍閥爭權(quán)奪利，勾心斗角。段祺瑞政府對外賣國求榮，對內(nèi)橫征暴斂，欺壓人民。京城里的百姓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的辛酸，使他感到異常苦悶，孤寂。他在《餓鄉(xiāng)紀程》中寫道：

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然而這“厭世觀”已經(jīng)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xiàn)象起了變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為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而為佛教人間化的心愿。

他一方面為自立生計作準備，一方面“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拼命苦讀。為了擺脫苦悶的心情，他不斷追求探索，他研究老莊的哲學，研習佛經(jīng)，希冀從哲學、宗教中尋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

后來，他在《多余的話》中回憶當時的心境時曾寫道：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過這一世，甚么“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的”專心于升官發(fā)財。到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純白家里，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jié)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當時我并不知道俄國已經(jīng)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1917年9月，瞿秋白隨堂兄一家遷至東皇城根東觀音寺草廠胡同南口路西居住。不久，秋白的弟弟云白、亮白也來北京同堂兄一起生活，秋白與兄弟們住在后院東屋。純白為他們操辦了簡單的家具，房間里擺上了書桌書架。兄弟們穿衣吃飯都需要純白來負擔，一家人生活非常清苦。

學俄文是為了吃飯，但在當時秋白吃的是堂兄純白的飯，依靠堂兄來供養(yǎng)，寄人籬下生活的酸楚也促使他去探索許多新的社會問題。

瞿秋白在苦悶、孤獨、探索中度過了三年。1919年春天，北京爆發(fā)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秋白的思想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

“五四”運動前夕，中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異常尖銳。1918年11月，協(xié)約國戰(zhàn)勝同盟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中國政府因參加協(xié)約國對德宣戰(zhàn)，而成為戰(zhàn)勝國。這是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第一次成為戰(zhàn)勝國，消息傳來，中國人民沉浸在“公理戰(zhàn)勝強權(quán)”的喜悅之中。1919年1月，27個戰(zhàn)勝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了三項要求：一、取消列強在華特權(quán)的七項希望條件；二、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三、收回德國在山東侵占的各種權(quán)利。但是，會議在美、英、法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斷然拒絕了中國代表的合理要求并決定由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各項特權(quán)?！鞍屠韬蜁背蔀橛?、美、法、意、日等帝國主義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贓會議。而中國北洋軍閥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這消息使中國人一下從狂喜跌入悲憤、仇怨的深淵。然而，20世紀初的中國人民他們再也不愿做任人宰割的奴隸了，他們起來抗爭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學、中國大學、北京高師、工業(yè)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一千多人擁向北大法科禮堂舉行會議。最后決議：“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聯(lián)合各界一致力爭”，并決定5月4日在天安門集會，進行抗議，消息傳到高師以及瞿秋白所在的俄專等學校。

瞿秋白壓抑在心頭很久的火種，被點燃了。他滿懷熱忱，積極組織和率領(lǐng)俄專同學參加運動，作為學生會的負責人，他領(lǐng)導(dǎo)俄專的學生進行罷課斗爭。瞿秋白代表俄專經(jīng)常參加匯文大學的愛國活動，并和大家一起組成“十人團”到北京街頭或旅游區(qū)去演講，進行反帝愛國宣傳。由于北京政府徐世昌下令將北京置于軍事控制之下，使學生們集會十分困難。瞿秋白常常夜間去開會，遇到有軍閥特務(wù)跟蹤，他就下了電車，上人力車來回兜圈子，直到把特務(wù)甩掉。由于瞿秋白閱歷豐富、博學多才，對事物都有許多新的見解，所以在學生們中間有“少年老成”的美稱，并被大家推為“謀主”。開會、游行、講演等活動都是由他召集組織的。

6月初，北京政府更加瘋狂地鎮(zhèn)壓學生愛國運動，下令學生們“即日上課”，否則將予逮捕法辦。3日，北京兩千多名學生不顧禁令，上街演講，秋白和俄專的同學也一起參加了。集會時，遭到反動軍警的鎮(zhèn)壓，秋白與一百七十多人被捕，他第一次嘗到了鐵窗的滋味。由于被捕的人太多，反動當局就把位于北河沿的北京大學法科校舍改為臨時拘留所，后來又把馬神廟北大理科校舍改為臨時監(jiān)獄，專門關(guān)押愛國學生，瞿秋白和同學們堅持獄中斗爭，在全國人民“三罷”運動的聲援下，反動當局只得釋放被捕的學生。出獄時，瞿秋白滿臉胡茬，身體瘦弱，但意志更加堅強。

北京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6月5日，日資上海第三、四、五紗廠的工人們喊出了“不替仇人做工”的口號，揭開了罷工的序幕。接著，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商務(wù)印書館、中華書局、滬寧鐵路工人、碼頭工人也先后加入罷工行列，罷工人數(shù)達15萬以上。隨后，天津、濟南、長沙、廣州、九江等大中城市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工人也都先后集會游行。在工人的帶動影響下，上海、天津、山東、武漢等地的商人們紛紛罷市，上海的一些商店的門前還掛起了“為國家，今罷市，救學生，除國賊”的標語，從而實現(xiàn)了罷課、罷工、罷市的“三罷斗爭”。

北京政府迫于全國人民愛國運動的壓力，無可奈何地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未在“和約”上簽字，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取得了勝利。不久，北京又恢復(fù)了以往的平靜。經(jīng)過實際斗爭鍛煉的瞿秋白，對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深感中國仍然處在危急存亡的緊要關(guān)頭。于是他寫了《不簽字后之辦法》一文，發(fā)表在7月17日的北京《晨報》上，提出了自己救國救民的一系列主張。

8月，瞿秋白又因“馬良禍魯”事件，第二次被反動當局逮捕。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濟南的各家報紙都對學生愛國運動表示聲援和支持，唯獨《昌言報》指責學生是“狂熱”并主張武力鎮(zhèn)壓學潮，這些言論激怒了學生。7月21日，濟南各界人士千余人召開聯(lián)合大會。會后，群眾沖入《昌言報》館，將經(jīng)理等人捆綁起來，游街示眾，然后交省公署審判廳，請求依法處理。山東督軍張樹元在革命運動面前慌了手腳，急忙向北京政府求援。北京政府立即宣布濟南戒嚴，并委派段祺瑞心腹大將馬良為戒嚴司令，前往濟南鎮(zhèn)壓。他派兵逮捕了請愿者16人，不久，又搗毀山東外交后援會，并將會長馬云亭及愛國分子朱春祥、朱春濤三人殺害。馬良的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京、津、唐等地代表聚集北京聯(lián)合請愿，要求取消濟南戒嚴令，嚴懲馬良。秋白與全體代表三十余人到新華門請愿，遭到警察廳的逮捕。8月30日，在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下，北平政府被迫釋放了拘捕的請愿代表，由于監(jiān)獄條件惡劣和勞累過度，秋白吐血了，后來他的肺病成為王明一伙讓瞿秋白留在蘇區(qū)的一個借口。

出獄以后，表姐夫秦耐銘寫信問候秋白，他回信說：“干了這平生痛快事，區(qū)區(qū)吐血，算什么一回事?！薄拔逅摹睈蹏\動，使秋白親身感受到了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瞿秋白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的起點。

同樣，魯迅在探索人生道路的過程中，也有過苦悶、探索、彷徨、奮斗、飛躍的過程。

從1912年到1916年這四年間，是魯迅的苦悶、探索期。直到1917年10月革命后，魯迅的思想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

1912年5月初，魯迅應(yīng)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約請，北上來到北京，在教育部任僉事，負責圖書館、博物館的建設(shè)工作。他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里的藤花館。此時，他獨自一人，來往的朋友較少，下了班就到街上的小飯鋪或街頭游動的小販挑上買點東西吃，有時一個饅頭就算一頓飯了?；氐郊依锉愠瓕懝艜⒐疟?，考訂整理石刻畫像，斗室、孤燈一直伴隨他到深夜，就是在星期天，也只是偶然到琉璃廠舊書店走走，搜集一些古書和古碑拓本。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減輕他對現(xiàn)實的痛苦。

1917年8月的一個夜晚，天氣悶熱，魯迅照舊在屋里抄錄古碑的拓本。他的老朋友錢玄同來訪。玄同脫下長衫，在魯迅的對面坐下，隨手翻著魯迅抄好的拓本問道：

“你抄了這些有什么用？”

“沒有什么用?！?/p>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p>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錢玄同有意勸魯迅做點文章。對于老友的好意，魯迅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話：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兩人的對話雖然簡單明了，但反映出魯迅對祖國的前途深感憂慮和此時的一種失望的情緒。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魯迅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看到了希望，重新鼓起勇氣去戰(zhàn)斗。許多年以后，魯迅回憶說：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這“新的”起來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chuàng)造者是無產(chǎn)階級，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于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并且懷疑?，F(xiàn)在蘇聯(lián)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xiàn)，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

魯迅終于拿起了筆，很快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就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fā)表了，他借狂人的嘴說出了幾千年的禮教吃人的本質(zhì)。魯迅吹響了文學革命前驅(qū)者的號角。陳獨秀頻頻催稿，而魯迅“從此以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拾”。著名的《孔乙己》、《藥》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點燃了思想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火藥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熊熊大火燃燒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