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濟世 天下歸仁

王 蒙

一種文化，一種文明，多有對于幸福與美好生活的追求。當然也會有禁欲、壓制與更多地強調(diào)犧牲、把美好夢想寄托彼岸的講求，還有宣揚顛覆、仇恨和“圣戰(zhàn)”的激越。前者壓制，是為了精神純潔與神圣化，是道德完滿的代價，或是為了死后另一個世界的無限幸福，后者顛覆，則是由于對現(xiàn)存秩序與文化主流的否定與絕望。歸根結(jié)蒂，文化的追求在于光明、幸福、美好、正義和“天國”?？鬃诱f顏回是：“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边@也是夫子自道。尼采的說法則是：“理想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會再制造出一個理想的地獄?！?/p>

中華文化傳統(tǒng)形成離不開孔子，離不開儒學、與儒學共生互爭互補的先秦諸子百家，以及數(shù)千年來沒有停止過的對于儒學的陳陳相因的、時有閃光的解讀與論爭。優(yōu)于斯，劣于斯，疑于斯，習于斯，安于斯，欣欣于斯，凝聚于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格局奠定于東周時期，茲后兩千多年，到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孔子年代，天下大亂，中央政權(quán)式微，五霸之類諸侯國家縱橫裨闔、血腥爭斗、計謀策略、陰陽虛實和會盟火并，眼花繚亂。各侯國權(quán)力系統(tǒng)、思想戰(zhàn)線，圍繞著爭權(quán)奪利打轉(zhuǎn)。失范狀態(tài)造成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但也造成了群雄并起、百家爭鳴的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競相爭奇和碰撞火花的無比興盛。

國家不幸百家幸，國家多難，英雄輩出，自古已然。

孔子生活在這個爭斗時期，他宣揚的不是自己主張的必勝性、強力性、面貌一新性和卒成大業(yè)平天下性，而是斯文性、君子性和復古性。

孔子、老子，都是逆潮流而動，意欲挽狂瀾于既倒。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遇到危難，他相信只要上蒼無意滅絕斯文，只要上蒼還要延續(xù)文脈，就不會讓他催難：他是斯文的救主，他是斯文的最后幾近唯一的火種，他活著的使命在于延續(xù)與重建斯文，從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從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他認為能夠帶來幸福與光明的只有道德文化。可能因為當時人口問題尚未過分地困擾著先人，痛苦不在于生產(chǎn)力滿足不了人民溫飽的需要，而在于人間血腥丑陋陰險危殆的紛爭，在于天下大亂，在于禮崩樂壞，在于貪欲膨脹，在于機不機：名實相悖、觀念混亂、是非不分、秩序與好傳統(tǒng)蕩然無存。

孔子也認為關(guān)鍵在于人心，人的事情，心決定物，人心大治，自然物阜民豐，溫飽無虞?？鬃诱f：“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憂的是這個。不幸的是，或者說可巧的是，這話好像是說兩千多年后的今天。

就是說，孔子認為天下大亂的狀態(tài)屬于世道，世道兇險因于人心，心性隨社會發(fā)展而復雜化、邪惡化、失范失衡化與歧義化：貪欲、乖庚、怨毒、爭利、暴力、嗜殺、陰謀、詭計、不仁不義及不忠不孝……正在毒化我們的生活與身心。扭轉(zhuǎn)乾坤、解決這些問題的抓手是文化：權(quán)力系統(tǒng)要懂得從人民的心靈深處挖掘美好善良，將之提升，要依靠人性自有的美好本能，從孝梯親情人手，推己及人，及于恕道，用仁心統(tǒng)帥與提升孝梯忠恕禮義廉恥誠信寬厚勤儉謙讓恭敬惠義好學敏求……從而取得認同，取得道義優(yōu)勢，占領(lǐng)仁德高地，緣人性民心坐穩(wěn)天下，而后乃教化天下首先是教化君子，教化權(quán)力系統(tǒng)自身。權(quán)力系統(tǒng)的君王、大臣們接受了孔子的學說，則會因掌權(quán)而痛感仁德的重要性，因認識到仁德的重要而受到教化，而成為全民的道德榜樣，從而取得統(tǒng)治的合法性與說服力。

孔子認為權(quán)力的根基在于仁德，仁德的來源在于天地的榜樣與啟示?！疤煨薪。右宰詮姴幌ⅰ?，‘她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權(quán)力首先不是如林彪所說的“鎮(zhèn)壓之權(quán)”，而是教化之權(quán)，示范之力，叫做“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叫做“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用政策與行政治理來引領(lǐng)民人，用刑罰來管束民人）遠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道德教化引領(lǐng)民人，用禮法管束民人），前者“民免而無恥，能讓民人躲避懲罰，卻不能培育民人的是非羞惡之心性，后者“有恥且格”，才能讓民人培育廉恥，克服不端，心服口服，優(yōu)化心性。

如此這般，孔子的理念是斯文救世救國救民：用仁德代替兇惡，用仁政代替暴政，用王道代替霸道，用博大仁愛之心代替狹隘爭拗之心，用善良坦蕩規(guī)矩溫文爾雅取代邪惡放肆J件逆野蠻詭詐的亂世惡相。

這放在今天大概就是軟實力與巧實力。然而遠不僅如此，軟與巧不過是人的聰明心計，而孔子的路線是天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仁德來自天命，天，才是終極的“高大上”，乃能“行健”，乃“自強不息”，能“厚德載物”，具“好生之德”，使“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仁德的典范則屬“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老子、孔子都向往“無為而治”，這與千載后世馬克思主義共產(chǎn)主義社會國家消亡說、與現(xiàn)代社會小政府大社會說和簡政放權(quán)說等等遙相呼應(yīng)。

仁德首先是心性，又不僅僅是心性。它們外化并強化為禮，即行為范式，社會秩序，尊卑長幼規(guī)矩，外化為君子的斯文風范，君子的彬彬有禮、文質(zhì)彬彬。這就叫以文化人，這就叫尚文之道。這就叫以德治國，以文治國，以禮治國，政治文明，斯文濟世。

“誠于中形于外”：倫常哺育孝梯，孝梯升華為仁德，仁德是核心，構(gòu)建文化，文化表現(xiàn)為禮法，做事、舉止、進退，直到容貌、面色、身體姿勢與表情，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規(guī)中矩，一絲不茍。尤其是君臣父子，恭謹誠敬，慎獨慎微，沒有給放肆混亂、倒行逆施留下余地。

在禮的推行上，孔子十分重視面容表情，提出“色難”命題。他重視苦練內(nèi)功，他要抓靈魂，要培育“無違禮”“二月不違仁”的喜怒哀樂與面部表情。直到當代，我們講到人們一些不喜歡的人、說法與文字的時候稱之為“面目可憎”。中華民族某些家伙的“面目可憎”問題，已經(jīng)存在至少兩千五百年。消除可憎面目，是我們至今仍在奮斗的歷史重任！

孝發(fā)展而為忠，其理自明。J涕發(fā)展而為恕：“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順理成章，不由得你不喝彩。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內(nèi)及外，“郁郁乎，文哉（本是孔子稱頌周禮語）！”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一”就是道，這個道就是仁，這個仁就是德仁義文化仁政禮治。這個道是誠意也是正心，是修身也是齊家，是治國也是平天下，是忠恕也是仁義禮智信，是恭寬信敏惠，是溫良恭儉讓，是四維八綱“禮義廉恥”或者加上“孝梯忠信”是四德“恭敬惠義”，是克己復禮，是忠孝節(jié)義也是浩然正氣，還可以加上一切中華美德，一通百通，一美俱美。

從這個“一”出發(fā)，孔子乃有如下的一些重要主張：

首先是正名?；跐h字的綜合信息量，培育了炎黃子孫的看重整合，不喜條分縷析的方法論。除少量外來語外，命名就是定義定位，就是期待，就是價值宣示。命名代表了人們對于世界諸人諸事諸物的認識與把握，命名就是認識世界命名就是治理安排拿捏。名中有義，名中有理、名中有禮和名中有分。正名就是整頓綱紀，就是名實相符，就是政策待遇確定，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有道，就是有章法，有秩序，有規(guī)律，有整頓，無亂象。

不僅孔子如此，老子同樣強調(diào)命名的重要性，他說的是“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不命名等于無萬物母，即無萬物。

直到1949年后，我們?nèi)匀粯O其重視命名，例如人民國民之辨，例如敵友區(qū)分，例如姓社姓資，例如地富反壞右戴帽子摘帽子，例如敵我與人民內(nèi)部矛盾結(jié)論，例如左中右區(qū)分。有的人干了一輩子革命還在苦苦地等候一個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名”“結(jié)論”。有的為了爭當“左派”而不惜兵戎相見。此種思路，外國人怎么捉摸也捉摸不透，學學《論語》就會明白得多。

其次是君子與小人之區(qū)別，這也是一個大命名工程?？鬃訉ι鐣篌w上是兩分法：一部分人是治人，即權(quán)力體制中人，一部分人是治于人，即被管理者。君子從社會地位來說是權(quán)力中人或候補權(quán)力中人。對于權(quán)力中人的文化要求與道德要求，當然要比從事生產(chǎn)勞動等“鄙事”的人眾要高?！熬硬黄鳌薄熬佑饔诹x”“君子周而不比”，即君子講究的是義理，是原則，是大局，是世道人心，不陷于教條與具體行業(yè)。而“小人喻于利”，小人看得見的只有實打?qū)嵉难矍袄??！熬雍投煌?，是真和，“小人同而不和”，是假抱團的宗派山頭黑手黨之類，終必土崩瓦解、樹倒糊協(xié)散?！熬又疇帯保瑺幤饋肀虮蛴卸Y，小人之爭，無所不用其極，堅如磐石團結(jié)假象，一朝敗露?！熬犹故幨帯?，正如故宮里皇上題的字，到處是“正大光明”，透明度一百一?；噬献钔春薜氖堑紫碌某甲优c他斗心眼要詭計?！靶∪碎L戚戚”，小人鼠目寸光，不會自我調(diào)節(jié)，小人多是低級性惡論者，他們感覺到的永遠是輕蔑、妒恨和陰謀，不是他嫉妒坑害或輕蔑旁人就是旁人嫉妒坑害或輕蔑他。

孔子對君子的期待既務(wù)實又理想，“學而不思則閣，思而不學則殆”“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都很老到，堪稱精明人化。他的斯文救國論，他的“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但理想，而且純正天真大氣。

而他對于小人的論述，干脆是人情練達，世事洞明：“同而不和”啦，“言不及義”啦，“巧言令色”啦，“小人窮斯濫矣”啦，“小人之過也必文（掩飾）”（孔子引用的子夏語）啦，“小人不可大受（承擔大事）”啦，“小人比而不周”啦，“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啦……甚接地氣，眼里不摻沙子。讀之甚奇，“申申如也，天天如也”，一副士紳派頭的孔圣人從哪里了解那么多小人的世情洋相？孔子不溫不火，不“道學”，不冬烘，絕對不書呆子。

這樣，“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朱熹），繪出君子的道德文化風范與小人的低俗可悲，君子與小人之辨就不是社會地位問題，而是文化教養(yǎng)問題了。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說不利于民權(quán)平等觀念的形成，但有利于保持權(quán)力系統(tǒng)中人精神面貌之精英性示范性先進性，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與發(fā)展極不平衡的國家，對于實行精英政治，集中權(quán)力治國理政，其實有相當實惠的勸勉性與可操作性。

這樣的君子小人之說，還有被民人服膺的便利處。一是，你的權(quán)力來自道德文化，而不僅僅是世襲、血統(tǒng)、異兆和武力，老百姓聽著舒坦，好接受。二是，你的道德文化記錄太差，你就成了無道昏君獨夫民賊，民人就有權(quán)不承“載”你而顛“覆”你，老百姓就有權(quán)替天行道，造你的反，滅你的朝廷。只是，強調(diào)道德文化修為，開通君子與小人的交通路徑，緩解疏通君子與小人間的階級對立，為后世科舉制度打下思想基礎(chǔ)。四是，推動教育，增強讀書好學上進風習。

第三，孔子十分重視勸學，只有通過教化與學習，才能培養(yǎng)出文質(zhì)杉彬，繼承斯文的高尚一脈，才能繼絕學，也才或有望于開太平。

孔子提倡的是學習型社會，是“溫故知新”，是“舉一反三”，是“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也”。這后者即內(nèi)自省比思齊還重要，還難做到，還偉大。《論語》中多次講到了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如“吾日三省吾身”，有一點點像基督教所提倡的懺悔，比汗悔的說法溫和中庸一些，不那么刺激煽情詐唬施壓。后世則將“自省”發(fā)展為高尚的“自我批評”。

孔子還講“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伞?，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鬃又鲝堅谏钪袑W習，向活人高人學習，聯(lián)系自己的實際學習。他與死記硬背、生吞活剝、“尋章摘句老雕蟲……文章何處哭秋風”（李賀）毫不相干。后人在尊儒敬孔中出現(xiàn)“白發(fā)死章句”“茫如墜煙霧”（李白）的呆鳥，是后人沒出息，孔子沒責任。

第四，孔子提倡中庸之道，提出各種事情各種場合所言所行都要恰到好處，“過猶不及”。這個中庸之道，是對于中華文化與孔子的尚一、尚同的重要補充。

孔子講“一以貫之”，孟子講“天下定于一”，老子講“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一了，同了，不爭了，自然天下太平，幸福指數(shù)鋇升。

中國過去沒有西方所謂“多元制衡”的傳統(tǒng)。中國的平衡往往表現(xiàn)于時間的縱軸上：“只十年河東，共十年河西?！?/p>

這種尚一的傳統(tǒng)仍可能與漢字魅力有關(guān)，漢字表達的是形、聲、義，尤其是義，一個字可以涵蓋天地、包容宇宙、吞吐古今和囊括興亡，且具有精妙的結(jié)構(gòu)。漢字是口語的書面化，而且有時是文字的精粹化、神圣化、終極化和“宗教化”。越是大人物越愿意用一個字或詞來表達一切真理。字越單一，解釋起來就越無限。更重要的是，一元化簡約化才能去除紛亂、陰謀、顛覆、爭奪和花花腸子。

長久以來，人們沒有看得太清的是：只有“一”卻缺少“多”的合理合法地位，也不是好事，它會使矛盾潛伏，負能量積蓄，釀造更大的災(zāi)難。

除了尚一則是尚同，最高理想是世界大同，是共產(chǎn)主義式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不分你我他，共享“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

也許圣人、亞圣們多少看到了“一”化的危殆，看到“同”的困苦，才強調(diào)中庸，強調(diào)毋為已甚，適可而止，恰到好處，一直到留有余地。和而不同，已經(jīng)是很漂亮的中庸之道了。

中庸之道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一顆仁心，兩手準備：可以知可以愚，可以進可以退，可以用可以藏，可以顯可以隱，可以獨善其身，也可以兼善天下，可以懷大志修齊治平，也可以帶著友朋學生春游沐浴、舞蹈吟唱（“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歸”）。這就是對立統(tǒng)一，已經(jīng)是中庸之道的進一步發(fā)展。我們多半知道老莊的精通辯證法，卻也應(yīng)該知道孔子的中庸之道的辯證法。

同時我們不能不為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所感動。到了孟子那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更成為理想主義的彌賽亞（救星）了。

清末以來，社會矛盾高度尖銳化嚴重化，幾乎沒有給充滿危機感的國人留下中庸中和中道的空間?！拔逅摹币越?，人們對中庸之道厭煩，甚至認為那是一種不陰不陽不男不女的鄉(xiāng)愿嘴臉?！班l(xiāng)愿，德之賊也”。尤其在革命發(fā)動、抗敵慘烈的年代，你大講“中道”給人的感覺是逃避責任，狡猾市儈。

《論語》問世以來，流傳了兩千多年，流傳當中誰能保證孔學不走樣、不歪曲和不被利用？被接受被膜拜被高歌人云到那個程度，如果不是孔子而是別的“子”，弄不好會變成邪教。它是孔子的成功也是孔子的災(zāi)難，一種學說發(fā)達到儒家那個份兒上，全民皆君子皆儒難于做到，儒降低成全民的口頭禪與旗號，同時去精英化去君子化去學理化則十分可能。儒家既是精神的瑰寶源泉，也可能被庸俗化、極端化、煩瑣化、教條化、僵尸化和狗血化。

天下滔滔，到處講“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人們斗紅了眼的時候，敢于提倡斯文的中庸，需要怎樣的勇氣和智慧！

以色列總理拉賓，不是在戰(zhàn)斗中死于敵手，而是在和平努力中死于本國的“志士”。嗚呼痛哉！

承認中間狀態(tài)與多種選擇的存在，才能理解中庸之道的意義。中庸之道恰恰是非專制主義、非獨斷和具備一定的靈活性松動性的一個標志。孔子一方面尚一，兩分世界，同時又強調(diào)中庸，強調(diào)和而不同，強調(diào)和為貴，強調(diào)“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承認在改朝換代大變動中多樣選擇的可能性?！安唤灯渲?，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quán)。”他都予以理解，而說到他自己，則余地更加寬闊。

可惜的是以他的門徒自詡的人當中，呆滯者太多了。例如明代的著名清官海瑞。

第五，除了尚一、尚同，還必須尚文。文質(zhì)彬彬的人方能中庸，急赤白臉、心浮氣躁的人不具備彬彬的文質(zhì)，也就中不了庸，或者只會中出一個令人惡心的無恥無勇的低俗之庸來。

為何尚文？因為心性需要文明、文化、文藝和文學的滋養(yǎng)陶冶調(diào)理?！安粚W詩無以言?！薄霸娙?，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薄皹范灰?，哀而不傷”“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認為，要修齊治平、治國理政，就要抓文藝。

中國國情，只有好好讀《論語》等古代經(jīng)典，才能拎得清。

第六，再進一步使文化成為行為的規(guī)范，是禮?！岸Y之用，和為貴”。這是以和統(tǒng)禮。不是用法的懲罰暴力，而是用和氣的禮貌的文化熏陶來規(guī)范民人行為，這聽起來是多么優(yōu)雅，多么理想，多么高明與可心。想想看，人人或者絕大多數(shù)人都斯斯文文、彬彬有禮了，還要嚴刑峻法打板子砍腦殼做啥？法治不能不苦不威不恐嚇，禮治卻溫馨喜悅甘之若怡也。

禮法中最重要的是祭禮與喪禮，表達了對先人、對祖宗和對天地，對生死、對生命鏈、對歷史和傳統(tǒng)，對久遠的以往也包含對亡靈與彼岸世界形而上世界的敬畏崇拜、深情重意。祭祀培養(yǎng)的是“慎終追遠”的厚德與擔當。這里已經(jīng)飽含了宗教情悻，卻又延伸為做人做事的當下道德規(guī)范。

尚一，尚同，尚文，尚古尚中（庸或和），這五“尚”構(gòu)成了中國君子之道德斯文宗教崇敬體系。

第七，孔子強調(diào)的是周禮。一個朝代，一個政權(quán)，一種體制，在它最初建立的時候往往頗有動人之好處，否則西周如何取殷商、武王如何取封王而代之？諺云：“新蓋的茅房三天香”，話糙理不糙。但世上壓根兒沒有完美無缺的體制運作與王權(quán)管理。時間長了難免暴露出缺陷問題，漸失新鮮感敬畏感認真感，漸顯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形式過場、陳舊呆板、虛與委蛇及醬缸糞堆之類弱點?！都t樓夢》里賈府，禮數(shù)不缺，卻已腐爛透頂、搖搖欲墜。偉大中華，從孔子時代到現(xiàn)今，動輒嘆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你的良心大大的壞了”（通俗歌曲名），蓋有年矣。與其說是國人復古保守觀念從胎里就帶過來的，不如說是理念與制度缺少民主多元的挑戰(zhàn)與與時俱進的發(fā)展所致。

那么孔學主張在我國實踐得如何呢？遭遇又如何呢？

想想看，只要不覺得孝親與梯兄有多么艱難遙遠，恕道也就近在咫尺，忠也離我們不遠，寬厚自然而然地造就，知恥之勇油然而生，恭謹禮讓理所當然，廉潔與高尚成為風氣，道義之心壓縮逐利之心，君子坦蕩蕩的斯文抵擋得住所有的卑俗、兇惡、敵意與乖庚。

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不免心花怒放，三呼圣人大哉：世道人心化險為夷，政治秩序化逆為順，世道風氣化澆薄為厚樸，處處謙謙君子，在在溫良恭儉，權(quán)力惠民，百姓忠順，君臣相得、鄰里相助、陰陽調(diào)和，這就叫做天下歸仁，斯文濟世。

這樣的天下歸仁的理想國并不會現(xiàn)成擺放，任你享用謳歌，而是要經(jīng)過努力學習、長進、切磋和琢磨，才能成真成形成事：讀書明理、溫故知新和舉一反三，見賢思齊、見不賢思改，學而思、思而學，學而時習之，克己復

這干脆可以說是古代的、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夢。

可惜的是這樣的夢實現(xiàn)的時候少，望塵莫及的時候多，背道而馳的也不少。魯迅指出：“《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便是可悲的鐵證?！濒斞高@里說的“可悲”，確實是中華之悲，也是孔子之悲，人人尊孔學孔，卻硬是出現(xiàn)不了天下歸仁、為政以德和萬世太平的美好局面。而到了近現(xiàn)代，遇到強力霸道的“外夷”，儒家孔學，更是狼狽慌亂，無以自處。

孔子的中國夢美麗、善良、單純、精彩、雄辯和適宜，卻不無天真。他可能還沒有來得及去探討推敲家國天下政治社會生活中非斯文方面，權(quán)力與暴力方面，管理與匡正方面，利益與競爭方面，生產(chǎn)與財富方面，科學技藝方面。他也可能遠遠沒有顧得上去認知民人（首先是被他確實發(fā)現(xiàn)了許多弱點的小人們）在歷史上的作用。他不可能像二十世紀的毛澤東那樣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對于生活中的非斯文因素與眾“小人”，再來一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話，可就成了自欺欺人樓。

子貢問孔子：有美玉是珍藏在匣子里好還是賣個好價錢好？孔子馬上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保ㄙu掉呀，賣掉呀，我就是等待著好價錢的呀?。┛鬃拥臒崃遗c直率躍然紙上。他完全沒有作秀清高、想吃怕燙的尷尬。子貢的提問點到了孔子穴位上，他毫不含糊。他的待價而沽的聲明不是為了自己的立身揚名，像蘇秦、張儀等所說的那樣，而為了他的傳承斯文、救亡斯文，以斯文一脈濟世救國的天命。他心地干凈高尚，所以不怕說他“官迷”。

同樣，他的斯文理念，不是為了寫論文賣弄學問評職稱，他屢敗屢戰(zhàn)，硬是要孜孜屹吃建立一個斯文新世界。

孔子的斯文理念，說起來合情合理、正中民人下懷，而且堪稱善良忠厚簡明通俗，實現(xiàn)起來卻頗不順遂。熱衷于政治與軍事斗爭的各侯國權(quán)力系統(tǒng)，看得見的是兵強馬壯、克敵制勝，看得見的是糧豐草厚、武備充足，才能實力逞強，看得見的是計謀多端而后占先，看得見的是賞罰分明、心狠手辣，才八面威風……孔子的主張對于急功近利的權(quán)力中人來說，實在是急驚風遇到慢郎中，誰有那個耐心煩兒陪著您玩兒？

不足為奇。文化文化，既來自現(xiàn)實需要，又來自理念理想之夢。做得到的是它的務(wù)實性，例如“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正常情況下多半可行。沒有做到的是它的某些理想性，高不可夔。例如“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見得，如今的貪官中，也有孝子。至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似乎壓根沒兌現(xiàn)過。

沒有全面兌現(xiàn)不要緊，只要一個文化主張它能在價值層面上被認同，只要它能喚起道德理性良知良能，正面地影響精神走向，就算是取得了偉大成就?？鬃?、老子如此，佛陀、基督、蘇格拉底、柏拉圖、伏爾泰、盧梭、馬克思與薩特也是如此。沒有百分之百地兌現(xiàn)過的文化理念，仍然對人心有普遍的積極影響，功莫大焉。有了普遍的積極影響，至少應(yīng)該算是實現(xiàn)了一半。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求仁得仁”“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做得好不好，與其說是學理問題，不如說是信奉者的實踐問題。

中國歷史上仁人志士不少見，少見的是仁政。對于仁心的呼吁與提倡，完全正確也頗有成效，如今吾輩也還要呼吁提倡下去。仁政難，則說明為政的問題復雜得多，要斯文也要魄力，要德治也要法治，要中國特色也要面向世界，要自由民主平等富強也要愛國敬業(yè)公正法治友善……時至21世紀，一個仁字，不夠用。

簡一單地說一句，從孔子那邊學做人，至今很棒，讀讀《論語》，保君擊節(jié)贊賞，獲益良多，無效保退。它有《處世奇術(shù)》（美國一本暢銷書名）的精良，更有正心蔑言的博雅，它是中華士子的“圣經(jīng)”。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說的是美麗的花搖曳多姿，不是我不想念，是離它太遠。可是孔子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你沒有去思念啊，如果思念，就不會覺得遠了，他以此比喻對美德應(yīng)持的態(tài)度。這一段給我的感覺是中華贊美詩，是天啟，是陽光，是甘霖，是感動中國的溫暖與鼓勵。

“仁乎遠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算世上的事情沒有這樣簡單，我們難道能夠不為孔子的真摯而感動？難道我們能不聽孔子的話痞寐以求地去思念天命仁德美好幸福，而是同流合污、墮人邪惡卑下丑陋骯臟嗎？說心性之德“知行合一”（王陽明），乃至“知難行易”（孫中山），也出自這樣的理解。

以《論語》治國，雖有美意，但不完全靈。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則是故作驚人之語，是宋初宰相趙普向皇上推銷耗子藥的作秀姿態(tài)。

“禮失求諸野”。雖然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與士人并沒有足夠當真按孔子的教導治國理政這一點讀讀四大才子書與各種‘演義”便自然清楚，但孔子的教導仍然可愛得緊，恰恰是老百姓喜歡孔子的忠孝節(jié)義，地方戲、說書與民間故事大致都認同孔子培育美德、匡正世道人心的努力。人們極其重視分辨忠奸，直到追悼周總理、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們?nèi)匀桓杏X得到這樣一種忠奸之辨的輿淪如火如茶。人們厭棄賣友求榮、賣主求榮的投機分子“風派”，人們認同和為貴乃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贊成煽情折騰的政治訛詐“三種人”。人們不喜歡花言巧語、假大空的俊人，而是高看有一說一、實事求是的“老黃?！薄Ｈ藗儠r時提倡孝道、仁義、糟糠之妻不下堂，厭棄翻臉不認人的暴發(fā)戶。人們喜愛謙虛斯文，不喜歡咄咄逼人、仗勢欺人的惡霸。人們喜歡知書明理的君子人，不喜歡蠻不講理流氓相。人們贊揚勤儉刻苦，厭惡懶惰奢靡。人們贊揚清廉，蔑視貪腐，渴望包公詛咒贓官。贊揚“涓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深惡“卸磨殺驢”“吃誰的飯砸誰的鍋”的惡痞……街談巷議、網(wǎng)絡(luò)語言中常有古道熱腸輿論出現(xiàn)。

海峽兩岸，數(shù)十年來政治體制與發(fā)展進程相距甚遠，但在傳承認同傳統(tǒng)文化基因方面，我們?nèi)匀皇怯H如兄弟?？讓W對中華的影響，有一種超穩(wěn)定性。

歷史上，權(quán)力系統(tǒng)也漸漸品味到了孔子學說對于培養(yǎng)孝梯忠信、禮義廉恥、維護尊卑長幼秩序與維護天下太平的好處，意識到高舉仁義為先的旗幟比任何其他旗幟更能感動中國。于是大成至圣先師，于是文宣王，于是玄圣素王，于是孔圣人，于是孔林孔廟文廟，從中國一直修到了越南、韓國?，F(xiàn)在的孔子學院一直辦到了歐美亞非拉澳。

把孔子搞得光照太強，太普及了，容易出現(xiàn)緊跟化侄俗化尋章摘句化皮毛化人云亦云化的毛病。庸才遇到至圣，頭暈眼花，只有誠惶誠恐、三拜九叩和不懂裝懂的份兒，卻不能有所發(fā)展，有所創(chuàng)造，有所更新，有所前進。壞人遇到至圣，立馬巧為利用，卻根本不信不行不誠。其結(jié)果是抬了孔子，害了孔子。這也只能問責于后人而非孔子本人，孔子本人一再聲明他不是圣人，“若圣與仁，則吾豈敢？”他說他不是“生而知之”?！墩撜Z》絲毫沒有遮掩孔子吃癟與被嘲笑指摘的經(jīng)歷。唐玄宗詠嘆孔子“嘆鳳磋身否，傷麟怨道窮”，而李白干脆宣稱“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他們都不是跪在巨人面前的侏儒。

孔子當年，或有J灑J曬惶惶的喪家狗自嘲，從更長遠的歷史來看，他畢竟是巨大的成功者，他的續(xù)斯文之余脈的歷史使命其實是勝利完成了，輝煌至今，前無古人，好，后無來者，可惜。這可能與他提倡沖勁闖勁創(chuàng)新不夠有關(guān)。他的斯文使命的完成仍然是當下完成，不是永遠無虞，不是萬能神藥。

他的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雖則遠未實現(xiàn)，但他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構(gòu)建與凝聚延續(xù)打下了基礎(chǔ)。沒有孔子所代表的斯文一脈，我們能過得去北方游牧民族人主中原的一關(guān)又一關(guān)嗎？我們能過得去1840年后“人為刀姐、我為魚肉”（孫中山語）的生死存亡的考驗嗎？他的遺教當然不足以對付八國聯(lián)軍，但是他留下了理念與智慧，即使悲觀者也念念不忘中華文明的偉大美好，即使“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也還有不變的中國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什么是這個“戚戚”呢？答：中國人的文化愛國主義！

一直到了21世紀在經(jīng)歷了那么多質(zhì)疑、反思、批判、攻擊、嘲笑和抹黑之后，孔子仍然屹立著，美好著，可愛著，被關(guān)注著與被發(fā)揮著。而他并沒有什么特殊的超人事功，只因為他堅持不懈，奔波勞碌，給了天地以心靈的愛憎美丑，給了一代代中國民人以價值向往，或有小疵，仍大可取。他扮演了幾千年中國文明道統(tǒng)代表人物的角色，他成為中華文化的首要基因，固然難免某些元素發(fā)展成了有爭議的轉(zhuǎn)基因。他是今天仍要發(fā)掘汲取的重要民心民智資源。他生前身后，屢經(jīng)危殆，大難不死，形象仍然純粹干凈，語言仍然警辟動人乃至精彩絕倫。誰能與他相比較呢？他靠的是人格和智慧，還有他的七十二位弟子。如果你用21世紀的CT機照準孔丘進行體檢，找出來他的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病灶，這又有什么可說的呢？難道不是他的歷經(jīng)兩千五百年沒有褪色的教益更令人驚喜嗎？

我們在1919年有過振聾發(fā)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痛心于國家的積貧積弱，愚昧無知。我們遷怒祖宗，我們痛批中華傳統(tǒng)文化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娟的虛偽性，我們揭露《二十四史》的“吃人’本質(zhì)，我們提出過“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號。我們投身鐵與血的革命。以毛澤東與延安為代表的革命文化，在艱苦奮斗、英勇犧牲、壯懷激烈、勤儉節(jié)約、以民為本、 自我批評、謙虛謹慎、顧全大局與忠誠老實等多方面繼承并空前地發(fā)揚了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而在階級斗爭的高潮中我們曾視“溫良恭儉讓”如草芥，視儒家為反動。正是狂飄突進的新潮，使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受到數(shù)千年來從未受到過、從而是最最迫切需要的挑戰(zhàn)與沖擊，受到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洗禮，孔子等諸子百家的學說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們的國家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歷經(jīng)艱辛曲折坎坷，在改革開放發(fā)展進步中，邁開了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大步。

新文化運動與革命文化，也使人們看到了僅僅一個孔子的學說不足以完成提供中國現(xiàn)代化征程所需的精神支撐的任務(wù)，我們必須汲取數(shù)千年歷史上的一切精華，更新完善我們的民主、 自由、平等、法治、科學、真理、價值、方法論及邏輯學等諸種觀念，必須汲取人類一切先進文化成果，必須汲取歷史唯物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并使之本土化。不了解傳統(tǒng)文化就不了解國情民心，脫離國情民心就必然碰壁。不改革開放發(fā)展現(xiàn)代化也只能向隅而泣乃至被開除球籍。

只有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對接，我們才能從容自信地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xiàn)代化，從而超越百年煎熬，百年磕磕絆絆，做好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從而更好地傳承、激活、革新與弘揚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五四”新文化與革命文化，拯救與優(yōu)化我們當今的無法不為之憂心忡忡的世道人心，創(chuàng)造建設(shè)當代生機勃勃的中華文化。

我們今天仍然提出“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jié)合的歷史任務(wù)，我們越來越將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使命唱響。我們擁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雖然走過不少彎路，我們珍惜人民革命的勝利，我們驕傲于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長足進展，乃有信心大談“博大精深”其實曾經(jīng)是困難重重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的勝利，也是人類一切科學文化成果洋為中用的勝利，還是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傳統(tǒng)古為今用的成功，是我們的古老文化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現(xiàn)代化創(chuàng)新轉(zhuǎn)化的勝利。

我們提倡傳承與弘揚傳統(tǒng)文化精華，不是為了復古或復“民國”，不是皮相地穿戲裝背誦開蒙《三字經(jīng)》，不是為了貶低新文化與人民革命文化，不是敝帚自珍、閉目塞聽，不是只為了給兒童們弟子們立百依百順的規(guī)矩，卻忘記了更重要的是要讓老板與家長們提高自身。我們要做的是充分發(fā)掘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古國的精神資源，匡正與充實世道人心，使我們不僅在物質(zhì)層面而且在精神層面全面豐饒、 自信和心心連通，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然也包括文化復興與文藝復興。

原載《中國作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