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筠秋和胞弟張振乾的人生歷程中，父親張禮甫的影響不可忽略。

張禮甫，公元1885年生于海鹽縣張家門村，那個年代，已經(jīng)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廷風雨飄搖的時代了。

張禮甫的父親張老先生在世時，張家的情況如前章所述。禮甫就在這種衣食無憂的家庭背景下，幼蒙庭訓，逐漸完成了文化和處世的雙重啟蒙。

禮甫娶海鹽縣城武原鎮(zhèn)朱貴珍為妻。朱氏知書達理，還畫得一手頗具功力的工筆畫，家道也還算殷實，是縣城中的小康之家。不幸的是，在長女筠秋五歲、長子振乾三歲那年，生第三胎時得產(chǎn)后癥病故，終年只有三十一歲。是年為公元1915年。

張禮甫喪妻后的第三年續(xù)弦，是年為公元1918年。后妻名魏五寶，平湖縣乍浦人。筠秋、振乾始有后母。魏氏生有二女。大女小名大寶，至十一二歲時夭折，小女小名二寶，長成嫁海鹽縣城陳家。

禮甫的父親張老先生早逝，禮甫一下陷入了上有高堂需要侍奉頤養(yǎng)，下有弟妹需要哺育照撫，小家庭中還有幼女雛子嗷嗷待哺的境地。勞力操心，一齊奔向20剛剛出頭的禮甫。

我們古老民族的“孝悌”觀念中，雖早有“長兄如父”的道德規(guī)范，但我們?nèi)匀豢梢韵胍姸Y甫一路走過的冗重艱辛。三弟一妹的婚嫁大事要辦，弟媳進門后的起居之所要安排得體。從禮甫棄祖屋而奉母別居宣家浜的行動中，可以想見這位兄長的苦衷。更難為常人做到的，已經(jīng)分家的最小兄弟，沉湎賭博，蕩盡家資。禮甫又將兄弟、弟媳招至宣家浜，組成七口之家一起生活。

在禮甫看來，以上種種所為，均是“長兄如父”古訓下為人子、為人兄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房屋鱗次櫛比，每一個家庭的大小事情都無秘密可言的小鄉(xiāng)村中，禮甫公的這些符合傳統(tǒng)“孝悌”倫理的舉動，卻客觀上成就了他作為鄉(xiāng)里領(lǐng)袖必須條件的道德升華。

由上種種，決定了張禮甫在其一成年，就理所當然地成了當?shù)剜l(xiāng)村中的紳士。

禮甫初任海鹽縣西塘區(qū)十七圖總董，簡稱圖董，相當于現(xiàn)在行政村一級的負責人。在中國兩千年的封建鄉(xiāng)村制度中，這個職務一直是個介于縣以上各層級官僚政權(quán)（官），與被統(tǒng)治的貧苦百姓（民）之間的一個管理階層。對禮甫本人，則是一生熱衷于鄉(xiāng)里公共事務。

辛亥武昌首義，全國響應。清延頹然傾滅，各地紛紛光復。夏歷九月十七日，嘉興光復，即日成立嘉興軍政府。時隔一月，嘉興所屬各縣也次第光復。省立三中（現(xiàn)嘉興一中）的歷史教員朱希祖任海鹽縣民事長。

禮甫順應潮流，奔走鄉(xiāng)間，倡導掛白旗，剪辮子，完成了本圖范圍內(nèi)的改朝換代。挾辛亥革命潮流，在鄉(xiāng)間有一定文化和人望的張禮甫，如全國各地的其他紳士一樣，風頭甚健。稍后，雖有袁世凱唯恐士紳勢力太熾而下的各地停辦自治會的政令，但取消自治的結(jié)果反而使紳士直接參加到縣級政權(quán)中去，進一步擴張了紳權(quán)。

張筠秋的父親張禮甫，從辛亥到北伐，他在當?shù)剜l(xiāng)村事務中可謂如魚得水，左右逢源。

對中國封建紳權(quán)沖擊最猛烈的一次，是1927年國民黨領(lǐng)導的國民軍北伐。自南而北，國民軍影響所到之處，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震徹云霄，往日威風八面的士紳們，或被戴高帽示眾，或被捆綁游街。頃刻之間，威風掃地，抱頭鼠竄，如同末日將臨，惶惶不可終日。

●1984年，宣家浜老屋前的張筠秋

禮甫所處江南小村，雖不是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但潮流洶涌而來，他也不能幸免。1954年，張筠秋在《黨員登記表》中回憶：“父親是封建地主，在大革命中他的權(quán)威受到國民黨的爭奪，所以他反對國民黨?！敝傅木褪沁@個事實。

禮甫不甘心于這次由于“大勢所然”造成的在鄉(xiāng)中權(quán)勢的失落，他試圖憑借個人的努力東山再起。稍經(jīng)沉寂后，他終于等到了“大勢”賦予的又一次機會。

為填補大革命橫掃士紳，在鄉(xiāng)村一級政權(quán)造成的空缺，新政權(quán)著手培植自己的鄉(xiāng)鎮(zhèn)管理人才。浙江省在民國十七年（1928）創(chuàng)辦了浙江省地方自治學校，隸屬于浙江省民政廳。學校修業(yè)分前后兩期，各6個月。前期修滿成績及格者，由民政廳撥付各縣市實習1年，期滿調(diào)回，續(xù)修后期課程。學員經(jīng)考試入學。民國十七至二○年（1928—1931）共招4期，實到816名。后期學生畢業(yè)共464人，從淘汰率看遴選是相當認真的。

民國十九年（1930），禮甫從浙江省地方自治學校畢業(yè)。算年紀，當年已是四十五歲的中年了。在近“知天命”年齡，而依然敢經(jīng)考試入學，修滿前后兩期全部課程，最后從幾近一半的淘汰率中勝出，他的堅韌可以想見。當然，回報也隨之而來。回到家鄉(xiāng)海鹽縣西塘區(qū)，名正言順地擔任起了西塘區(qū)自治委員。民初的西塘區(qū)行政區(qū)劃大致與清末的西塘區(qū)相同，一番沉浮之后，禮甫從只管“一圖”事務的十七圖圖董，升遷至總管十七個圖事務的區(qū)自治委員。張筠秋回憶：“父親十九年在杭州自治學堂畢業(yè)，任自治委員，后來瘋病辭職?！背藢W校名稱稍有不確外，記憶還是相當正確的。張筠秋寫的“瘋病”，非“瘋癲”，而是“中風”。禮甫的中風，大致發(fā)生于1937年，也就是說，復出之后，張禮甫的士紳地位又維持了近十年。

正如老子所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谷諔?zhàn)爭海鹽淪陷后，日寇搜尋為其殖民統(tǒng)治效勞的漢奸。以禮甫的資歷和人望，成了日本人在海鹽西塘區(qū)所謂“維持會長”的首推人選。而禮甫的中風癱瘓，成了他婉拒堅辭日寇軟硬兼施再三要求他當“維持會長”的合適理由。這既免除了日寇對他的進一步施虐，更成全了禮甫在暴敵入侵面前的民族氣節(jié)。

禮甫從事公眾事務對張筠秋的影響，可以追溯到公元1917年。那年，她七歲。

1917年夏7月起，嘉興全境螟災劇烈，海鹽也深被蟲害。據(jù)《申報》1917年9月24日載：“不意夏歷七月十六七日大霧之后，害蟲又生，而其蔓延之速，被損之重，實為歷年以來所未見?！狈乐蚊鵀?，成為縣區(qū)機構(gòu)的第一政務，農(nóng)民賴以果腹聊生的第一緊迫。

禮甫時任西塘區(qū)十七圖圖董，白天忙著組織人員在全圖范圍內(nèi)向每家農(nóng)戶發(fā)放煤油燈。每天按燈盞數(shù)定量發(fā)放煤油，要求農(nóng)戶晚間在田中點燈誘殺螟蟲，并以1個銅板30個卵塊計數(shù)獎勵。每到傍晚，禮甫又去田間查看發(fā)給農(nóng)民的燈有沒有真正置放田間點亮，甚至還要抽查燈中的煤油是否灌足。因為那時農(nóng)村貧敝，農(nóng)戶又缺乏科學知識，往往那些貪圖眼前小利的農(nóng)民，會把領(lǐng)到的煤油存藏起來，以后當作點燈照明之用。

農(nóng)戶老小捉到卵塊來禮甫家登記時，往往禮甫仍忙碌在外，看看滿屋等待的人群，張筠秋竟自告奮勇地拿起筆幫助登記。一群大人小孩，簇擁著年幼的筠秋，在聲聲：“小寶寶，幫我記上”的央告聲中，筠秋一筆一筆地記賬。

“那時，我才六七歲，字也寫得歪歪扭扭地。”張筠秋在暮年回憶往事時，笑著對她的內(nèi)侄女張欣華說，笑聲中充滿著童年的欣喜和得意。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對八十年前一件事的細節(jié)還記得如此清晰，特別是那笑聲，全然沒有了老人的蒼老嘶啞，仿佛穿越了八十年歲月的時空，又恢復成了清新亮麗的童聲?？梢娺@件事當時在她腦海里烙下的印象之深。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這種兒時的經(jīng)歷和對大腦的刺激，會在大腦沉淀，成為一種潛意識，然后無形地在很長的一個時期甚至終生，對一個人的思維意識行動產(chǎn)生持久巨大的影響。筠秋這一刻發(fā)自內(nèi)心的愉悅，是不是她一生熟衷公眾事務的發(fā)軔，而這與她父親張禮甫的社會角色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同類的事例還有張禮甫辦公用的電話。禮甫的孫子，現(xiàn)已退休的高級工程師張欣田和張寅初老人在不同的場合，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張家的電話和電話間。

海鹽縣在民國十二年（1923）始設(shè)鄉(xiāng)村電話，禮甫的電話當裝在此時。時間已經(jīng)過了五六十年，技術(shù)和經(jīng)濟發(fā)展與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語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電話在中國城市農(nóng)村，還是權(quán)力、待遇的象征。可以想象，在二十年代的江南農(nóng)村，一個只住著30多戶人家的小村，裝一部電話，從興師動眾的拉桿架線，到電話鈴聲的不時響起，以及配著禮甫1米80的魁偉身材的大嗓門，更有與這些聲音相連的事和人的命運，會給四鄉(xiāng)八里的人們帶來多少神秘、羨慕、敬畏。所有這一切有形無形說得清道不明的權(quán)力的衍生品，集中在一部電話機上，同樣地烙印進張筠秋的腦中。

●1950年代初，張禮甫妻子魏五寶（右二）和張秀英（左一）張平甫妻子（左四）金小洪（左二）

禮甫任圖董、自治委員之職，除了應對上面縣一級官府政權(quán)的調(diào)遣派令，玲瓏周旋外，對所轄鄉(xiāng)間鄰里間的糾紛、疑難和爭訟的處理，成了他日常工作的另一重要部分。他對轄區(qū)內(nèi)的情況知根究底，又基于他的威望，按中國人更通行的稱法——面子，一些棘手的爭難，到他那里比去衙門打官司更容易解決。影響所及，除了他的轄區(qū)西塘一帶，甚至還輻射到平湖縣境的乍浦一帶。

禮甫的長姐嫁海鹽西塘劉家，生一子一女，待子女成年時，家道已經(jīng)破落。哥哥為了拿到彩禮，背著家人和妹妹，將妹妹許配給人家。妹妹知情后，堅決不允。男方卻揚言，到日子非要娶親不可，劉家姑娘若不允，他們就搶親。一時，劉家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退回財禮吧，已給兄長揮霍殆盡，立時要籌齊十分困難，況且即使全數(shù)湊齊，男家卻揚言要人不要錢。一定要姑娘答允吧，催逼過嚴，恐生意外。若到時男方真要動粗搶人，畢竟劉家已收過人家彩禮，在理上欠缺一些。家庭的門面，姑娘以后的日子……劉家一家在無奈凄苦甚至絕望中煎熬。禮甫得知此事，問清彩禮數(shù)目，再加封銀洋100元，當即趕到西塘男家，不知是懾于或礙于禮甫公的“面子”，還是那加封的100塊銀洋的作用，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一杯茶的工夫，男方送禮甫出門，一場眼看就要發(fā)生的搶親鬧劇即時云消煙散。這種舉重若輕急人所難的事，我們常常也能在解放后的筠秋身上看到。

上述是禮甫為大姐家“貼錢爭面子”平息糾紛的典型事例。這類情況在禮甫經(jīng)手的糾紛中恐屬稀有，這決定于事主與他的關(guān)系。不過，爭得了“面子”，這也是一種無價的勝利。至今，西方的一些學者、政客，實在還弄不懂中國人所說的“面子”為什么會如此重要，有時它的效能大大高于實實在在的金錢和鮮紅鮮紅的官方大印。

更多的是那類“擺平”紛爭雙方或數(shù)方的結(jié)局，當然事主會給禮老爺以實物或金錢的酬謝。實物都是一些比較高檔的日常生活用品，大多自己家庭能夠出產(chǎn)，當然也有向商店購買的。禮甫的外甥金舜儀回憶說：有次到大舅舅家，就看到幾條少見的大海魚，幾天也吃不完。就屬于這類。直接送金錢的，那一定是干系比較重大，事主有一定財力的。

金舜儀講述過他耳聞目睹的一件事：宣家浜村頭那座石橋西堍，開著一爿裁縫店。店主叫宣金觀，縫紉技術(shù)蠻好，一村人的衣服差不多都到宣金觀的店做，只是宣金觀是一只眼，村里人叫他“獨眼龍”。妻子平日做做縫紉活的下手，燒燒飯，人長得可以，衣著打扮也比一般農(nóng)村婦女干凈。不知怎么的，裁縫的妻子與本村一位做小生意的人好上了，還跟著那位生意人私奔了。他倆私奔前，到禮甫那里去了一趟，說：裁縫對他老婆不好，她一定要跟我，我也沒有辦法，請禮老爺幫忙。我們現(xiàn)在到外面去住一段時間，等裁縫那邊平靜了些再回來。當然還奉上了一定數(shù)目的禮物。

“獨眼龍”平時只管做衣服過日子，一碰到這種事，雖然又氣又急，但妻子已遠走高飛，雖然知道一定是同那個生意人一起走了，但海闊天空，人海茫茫，哪里去尋找？也只得帶了禮物來尋禮老爺幫忙。禮老爺一句：“事體我曉得了，我會幫忙的?！庇辛诉@句話，裁縫喜從中來，一面滿心歡喜地回家等待，一面逢人便說，禮老爺幫我了。裁縫店本來就是村中的公眾場所，一傳十，十傳百，不幾日，那對私奔的鴛鴦也知道了。還是生意人頭腦活絡，又準備了一份禮，當然比上次那份更重些，趁著天色朦朧又去禮老爺家一次。在整件事情人員往來接觸中，有時張禮甫不在，兒媳少奶奶劉佩貞也聞其事，幾天過后，裁縫見妻子仍沒有回來，只得又去禮老爺家探問，回他的一句話卻是：“你老婆誠心誠意跟人家走，別人又有什么辦法?！痹谛欧罟庞枴皩幉鹗鶑R，不散一樁婚”和“萬惡淫為首”的當時當?shù)?，禮甫做出這樣的“判詞”，不知是巧合了馬克思的“沒有愛情的婚姻是死亡的婚姻”這句名言，抑或是應驗了“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俚語，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當時鄉(xiāng)村的婚姻，只要親戚、朋友、街坊鄰居承認就算數(shù)，并沒有嚴格的法律登記、離婚等手續(xù)?，F(xiàn)在方圓幾十里地上的“長頭人”禮老爺都這樣說了，還有什么其他的法子。村里人雖也有同情裁縫的，但大多是嫌“獨眼龍”沒有用，看不牢妻子。待私奔的那兩個人回來，野鴛鴦變成了家鴛鴦，充其量，生意人再給裁縫師傅一點錢，讓他稍感心理上的平衡。

1914年，浙北工委書記黃炎，以生意人身份作掩護，到海鹽開展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禮甫將黃炎請到家中，生活了幾個月，顯示了他在鄉(xiāng)村政治舞臺歷練了數(shù)十年才能具有的非同一般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

禮甫在經(jīng)濟上的經(jīng)營，不知是不太專心，還是確實缺少經(jīng)商的天賦，一生中，雖然也與人合伙經(jīng)營過繭行，自己也開過油醬店，但終不見以商致富。禮甫年輕時交游甚廣，遠在一般鄉(xiāng)人之上，常去江西、紹興之地，但除了人們能見到宣家浜屋前從紹興運回的，鋪著當曬場的四塊青石外，經(jīng)濟上也罕見其收獲。只是靠著祖上留下的田產(chǎn)（租田80畝，自耕田12畝）維持全家生活。筠秋、振乾姐弟由外婆家接去海鹽縣城讀小學，振乾也只能在小學畢業(yè)就輟學去海寧縣當鋪做學徒，這是禮甫經(jīng)濟背景的兩個典型標記。禮甫中風后，生活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禮甫性豪爽，人說酒性見真性，飲輒用大碗一傾而盡。兒子振乾將長成，禮甫第一次招其對飲，就用此法教兒，振乾不勝酒力，不一時醉臥桌下，待酒醒，禮甫告曰：男兒當作如是飲。

禮甫會使槍，好狩獵，得閑時常帶著雙筒獵槍去離宣家浜三五里地的海灘射鳥。不消半日，便肩荷獵槍足踏長統(tǒng)膠靴捕獲頗豐而歸。

禮甫性達觀，中風半身不遂后，常年躺在藤榻上度日。自身不能挪移咫尺。但遇天氣晴和，還會讓人抬著去集市散心。據(jù)禮甫的外甥金舜儀回憶，禮甫還會招呼上他和另一人名二觀的。“二觀，連官，今天老爺出會，白相去。”“老爺出會”，是指當?shù)孛袼?，逢農(nóng)歷節(jié)日，眾人抬著供奉在廟中的菩薩塑像，出廟在街上集市游走嬉樂。聽禮甫的口氣，全然沒有寂寞悲嘆之意。

自禮甫任海鹽縣西塘區(qū)十七圖總董開始，四鄉(xiāng)八里的人們都稱他為：“禮老爺”。

張禮甫因病于1943年謝世，終年五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