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聽著就老了

是要到了地鐵里的每只手機都會飄出神曲的年代，才會突然想起，以前聽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輕便的事?！靶r候守著電臺等我最愛的歌”（When I was young and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僅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詞，更是穿越時空滋養(yǎng)了好幾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溫這首《昨日再來》，你只需輕點鼠標(biāo)，打包下載，七八個中外版本信手拈來，但是你沒辦法復(fù)制當(dāng)年國門乍開時，端坐在收音機前，被洶涌而來的新鮮潮水打濕的儀式感。對于80年代的中國人而言，可以聽到時髦音樂的電臺節(jié)目屈指可數(shù)（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臺系的《上錄音樂萬花筒》和歐美范的《立體聲之友》，這些節(jié)目的名稱都像當(dāng)時剛剛打進(jìn)內(nèi)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時裝之苑》一樣，帶著中規(guī)中矩的時代烙?。_實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時“人民日益增長的聽歌需求與落后的社會傳播方式之間的矛盾”。

但是那會兒真有守望的勁頭啊。初中同學(xué)幾乎人人都練就了邊聽歌邊解數(shù)學(xué)題的絕招，往三角形上添輔助線的同時也牢牢記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動態(tài)——那幾乎總是翌日早讀課上的第一個話題。（之所以說“幾乎”，是因為我記憶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電臺的早新聞里聽到陳百強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學(xué)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時響起一片低低的嗚咽。早讀課上非但再沒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幾個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著我……）總而言之，當(dāng)時的收音機里藏著多少讓人興奮或者沮喪的理由啊。你會覺得電臺DJ是天底下最有權(quán)有勢的人，他們把持著壟斷渠道，每天只吝嗇地放出一小部分資源，而且一肚子陰謀詭計，只顧著袒護(hù)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歡譚詠麟的聽眾會認(rèn)定他們放了太多張國榮的歌，而熱愛張國榮的則懷疑他們故意讓譚詠麟多拿了一周的冠軍。

信息不對稱導(dǎo)致的饑餓感，使得每一首從電臺里流出來的新歌都顯得稀缺而動人。我們甚至在上床睡覺前嘴里還在哼著那些剛剛學(xué)會的調(diào)子（通常都只來得及記住副歌），草稿簿上隨手寫下幾句歌詞，等著明天到班上跟別的同學(xué)拼湊出相對完整的一首——到后來干脆發(fā)展成分工協(xié)作，有人專攻開頭，有人坐鎮(zhèn)中央，有人包抄結(jié)尾。在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學(xué)的人，大概很少會有人沒攢過至少一個手抄的歌詞本。講究一點的是裹上一層舊掛歷的硬面日記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頭，里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這邊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那邊冒出一條“徐徐回望，曾屬于彼此的晚上”，間或還能看到明星大頭貼，剛粘上去的時候鮮亮，年深日久了就會黑一塊白一塊的，恍若淪落風(fēng)塵。還有，我總依稀記得，或者說分明相信，字與字之間洇開的淚痕——黃黃的，假假的，是最純真與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個年紀(jì)的主色調(diào)。

那時沒有卡拉OK，沒有《我愛記歌詞》，甚至很少能在電視上看到音樂錄影帶，記錄歌詞主要還是靠一雙“肉耳”，間或鬧出“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笨驢”（伴侶，《戀曲1990》）和“爺爺想起媽媽的話”（夜夜，《魯冰花》）這樣的笑話，真是再自然不過了。某些疑難歌詞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買來盒帶，打開封套的時候才能揭曉——說“金主”不算夸張，從六塊八到七塊九再到九塊八，盒帶向來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過，當(dāng)時正式引進(jìn)出版的盒帶因為要經(jīng)過層層審批，比起電臺來，它們與境外同步的速度永遠(yuǎn)都滯后好大一截。

記憶中最轟轟烈烈的一次“團購”盒帶的行動發(fā)生在初二?，F(xiàn)在的孩子很難想象小虎隊在二十多年前紅成什么樣，如果非要類比的話，不妨設(shè)想：把韓庚、周杰倫和李宇春綁在一起打包組團，可你不能一想他們就上網(wǎng)搜點東西來解饞；無論是消息、歌聲還是形象，你都得透過極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蘋果樂園》在西藏路音樂書店開售的那一天（說來奇怪，當(dāng)時并沒有成熟的營銷鏈，甚至沒聽過“首發(fā)”這個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幾個消息靈通的同學(xué)早早就知道），還沒等挨到中午，我的心跳就開始加快，只覺得四周處處彌漫著出逃的氣息，隨時要溢出來。三個自行車車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為代表，收齊十幾份錢（兩三個人勻一盒），從楊浦區(qū)雙陽路一直騎到西藏路。現(xiàn)在想來，也只有在荷爾蒙過剩的年紀(jì)，才能唱著“周末午夜別徘徊”、頂著西北風(fēng)，輕易打發(fā)掉這一個多小時的艱苦跋涉。至于我這個班長，必須替他們編一個缺席政治課和英語課的完美借口——在市重點中學(xué)里，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樁考驗智商和刷爆RP的任務(wù)。

那時候，時常會看到城市里的行道樹上纏繞著一大卷棕色的磁帶，我總覺得那是某盤質(zhì)量欠佳的盒帶卡在機器里，最終被憤怒的主人扯出來扔到窗外，就勢掛在了樹枝上。與此形成美學(xué)對稱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沒著一種叫“拷兄”的人——對于那些漸漸不滿足于引進(jìn)版盒帶的歌迷來說，這些人既可愛又可恨。說可愛，當(dāng)然是因為他們神通廣大，兩周前在香港上市的帶子，他們就能弄過來，用收錄機轉(zhuǎn)錄在TDK空白帶上，附一張封套的黑白復(fù)印件——它們往往模糊得令人發(fā)指，從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會覺得梅艷芳和蔡琴長得沒什么區(qū)別。六十分鐘的空白帶要比原版母帶的時間稍長，通?！翱叫帧睍膭e的帶子上扒兩首歌填滿那些空白，如果這自制的bonus track（附贈曲目）挑起買家的興趣，就等于為下一單生意提前做了廣告。說他們可恨，是因為這些拷帶比音像店里的正規(guī)引進(jìn)版還要貴上至少兩三塊，買一盒足夠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學(xué)時，我既沒錢也不敢跑得太遠(yuǎn)，只能聽男同學(xué)們描述延安路中圖公司門口和五角場這兩個著名的拷帶據(jù)點，他們通常添油加醋，將整個過程形容得有如地下黨接頭般驚心動魄。最后，在經(jīng)過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們會樂意借兩盤聽厭的帶子給我，讓我回家制作“拷帶的拷帶”。就是通過這種特殊的介質(zhì)，我迷上了黃舒駿和Queen。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我一上大學(xué)，活動范圍終于突破兩點一線后，很快就在吳淞路海寧路口的勝利電影院旁邊找到了“組織”。我記得，無論天上陰晴雨雪，那個拐角總也照不到陽光，地上總有一攤水。我還記得，那個戴眼鏡的“拷兄”總是背著大包坐在那里打盹，這樣就省得顧客在攤位上一盤一盤看過去的時候他還得費神招呼，弄得大家沒話找話。不過，每當(dāng)我找到一盤心癢的目標(biāo)時，他都會適時睜開眼睛，恰到好處地補兩句背景材料以顯示專業(yè)水準(zhǔn)：“這個錄的是黑膠唱片，買就賺了”；“這人冷門，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禮拜我給你再拿幾盤過來”……時至今日，我都覺得這是我見過的最掌握顧客心理的小販，既做成了生意，又讓一個總想窺視城市隱秘的乖孩子，不至于被過于熱情的陣勢嚇跑。

不過，此時拷帶本身已經(jīng)快要走到頭了，它的升級版——盜版CD很快就要將它驅(qū)逐進(jìn)地下文化史冊，而后者，連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緊接著又被互聯(lián)網(wǎng)共和國逼到如今茍延殘喘的境地。不過，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讓想象力無處容身的今天之前，還有一個名詞解釋可以供我多緬懷一會兒舊日時光：打口碟（帶）。這些從包裝到內(nèi)容都被或深或淺地打上一個缺口的唱片和盒帶，是大學(xué)宿舍里迅速提高段位的音樂介質(zhì)，上門兜售它們的商販多半也是“兼職”的學(xué)生。關(guān)于它們?yōu)槭裁匆蚩冢?dāng)時同學(xué)們的解釋多半語焉不詳，語氣里卻總帶著掌握秘密知識的興奮——“呃，海關(guān)攔截嘛，你懂的。”直到后來，我才在某些懷舊文章里看到比較靠譜的官方說法：國外出版商因為高估銷量而大量生產(chǎn)，結(jié)果賣不出去只好打口銷毀，但一般打得不太陰損的話大部分歌都還能放得出來……這說法聽起來有點像以前政治課上反復(fù)渲染的故事：資本家寧可把多余的牛奶倒進(jìn)海里也不會免費送給窮人。

但我們終究通過“種種渠道”喝到了這些廉價的、沒來得及倒干凈的“牛奶”，從中補充了一點不那么主流的蛋白質(zh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張茱蒂·柯琳絲翻唱鮑勃·迪倫的專輯，清泉般吟哦，聲帶松弛到讓聽者不好意思繃緊神經(jīng)——于是，我回過頭再去聽以前從來沒聽懂的迪倫的原唱，居然有一通百通之感。其實，聽這些“打口制品”最大的樂趣就在于此：意外的名字，意外的聲音，以及碟片意外地在某些地方跳針、打滑，發(fā)出某種意外的尖叫，然后戛然而止——在你第一次播放之前，你只看見唱片的毀容，卻不清楚它的內(nèi)傷有多重，甚至總有“打口碟拉傷CD機”的江湖傳聞讓你隱隱擔(dān)憂，卻也享受著類似于賭博的刺激感。以后每次放，快到傷痕處，你都會有一點害怕和期待，等著一粒刺尚且柔嫩的仙人球慢慢從內(nèi)臟上碾過。一如青春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