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根本談不上節(jié)儉。針對反叛各州的戰(zhàn)爭花費甚巨；高額的保護性關(guān)稅積累起大量收入，地方直接稅較之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更多地取自公民。

國會立法并不多，也沒有大幅度修改法律。許多立法實驗都是在新立的各州當中進行，不過日常的私法倒并不像托克維爾描述的那樣處在不定狀態(tài)當中。1868年到1885年間，英格蘭法律經(jīng)歷的變化要多過合眾國老州當中的法律變遷，無論普通法還是成文法都是如此。

對權(quán)利的尊重、對法律程序的尊重、對市政官員的尊重依然很強；富人們也不再（至少是在最近的一兩年）擔心自己會遭受攻擊，這同大鐵路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股東形成了對比。

多數(shù)暴政在今天的美國已不再像一樁嚴重罪惡那樣讓人印象深刻，盡管可以肯定人民總是會叫嚷著做點什么。它已經(jīng)不能再像在托克維爾時代那樣借助州的立法來采取行動了，因為新的州憲法已經(jīng)剪除了州立法機構(gòu)的羽翼。托克維爾一度詳述過的政治、宗教和社會觀點上的不寬容也只剩下淡淡的殘痕。地方政客也許仍在討好民眾，但是樸素的真理卻在乎其他方式和其他地方，斗膽說出這些真理的人，也不再擔心社會迫害，北部和西部各州是如此，甚至南方各州也是如此。

共和國已經(jīng)平穩(wěn)地走出一場巨大的戰(zhàn)爭，盡管兩次贏得戰(zhàn)爭的將軍頭頂?shù)脑鹿馂樗麕砹丝偨y(tǒng)職位，但人們并沒有讓他的影響力危害到自由。沒有巨大的首都城市，卻有較之大多數(shù)歐洲都府更大的城市，城市的增長并沒有威脅到共和。神甫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衰落了；至于宗教是否也削弱了自己的影響力，則不好定論。但是所有人都同意，宗教因為全然疏離于國家而有所獲益。

黑人問題延續(xù)下來，不過已經(jīng)轉(zhuǎn)化到一個新的階段，暫時沒有那么大威脅了。無論是托克維爾還是任何其他人，在當時都沒有預見到，奴隸解放乃是作為一項戰(zhàn)時措施應運而來，隨之而起的則是賦予黑人完整的公民權(quán)。這并不是責難托克維爾的判斷力，不過他確實未能預測到這一步的事態(tài)，黑人在政治上同白人平權(quán)，而在所有其他方面則無可限量地處于次等地位，并且很顯然地注定了要完全同白人隔離開來。托克維爾正確地感覺到，人種的融合是不可能的，解放并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解放并不能使得被解放者適合于公民權(quán)。托克維爾評論說，這個種族在南方的社會被排斥在自由之外要較之在奴隸制之下更為嚴重，這個評論迄今已獲得結(jié)果的驚人證實。

所有有助于維系聯(lián)邦的力量今天都已經(jīng)更為強大了，而聯(lián)邦的首要敵對力量，也就是北方和南方之間的性格和習慣上的差異，一度主要導源于奴隸制，而今則趨于消散了。聯(lián)邦的增長并沒有使得將各個部分保持在一個軀體之內(nèi)更為困難。相反，合眾國實際上較之它在十三個州的時代乃是一個更小的國家了，盡管它已經(jīng)從芬迪灣延伸到加利福尼亞灣，擁有六千萬人口，這就像文明世界在希羅多德時代要較之今天更為廣闊一樣，因為在希羅多德時代，從波斯波利斯或者加斯比安海航行至赫拉克勒斯之柱所需的時間要兩倍于今天巡航整個世界需要的時間，而且當時的語言變數(shù)也更多，旅途的風險也是今天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