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情感似乎與普遍的人類之愛無關，它不僅絲毫不受普遍的人類之愛的支配，甚至有時候還與它對立。像法國，它的人口數大概是英國人口數的三倍，要是從人類大家庭的總體來考量的話，法國應該比英國繁榮得多。但是，假如有英國公民因此而不顧一切地將目光聚集在法國而非英國的繁榮上的話，他就不能算一個合格的英國公民。我們是因為我們成長于祖國中而非因為我們的國家是人類大家庭的一部分才熱愛它。與其他方面的智慧體系一樣，決定我們情感的那種智慧似乎已經決定，只要我們每個人都盡自己所能地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是為促進人類大家庭的幸福盡了很大一份力。

民族偏見和仇恨很容易對相鄰的民族產生影響。英國或法國可能都會怯懦而愚昧地彼此仇視，而不會對日本或中國的繁榮產生嫉妒之情。然而，通常他們還是不重視與這些遠方的國家保持友好關系。

政治家有著最為廣泛和現實的善行。他們與鄰國結成同盟以保持力量均衡，或者通過談判來維持國際間的安定和平。但是，政治家是本著維護本國利益的原則來策劃和貫徹這些條約的。當然，有時候也會有更高層次的努力。在簽訂蒙斯特條約時，法國全權大使阿沃伯爵聽從了多疑的雷斯紅衣主教的請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使條約有利于恢復歐洲的普遍安定。也許是因為對法國有特有的厭惡之情，所以威廉王似乎有志于歐洲大部分主權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可以說，當時德意志的自由和獨立危在旦夕，安娜女王的首相似乎也部分地繼承了這種極端仇視法國的心態(tài)。

階層和社群在任何一個國家里都存在，每個階層和社群都有特權和某些免役的權利。基于共同的利益，同一階層或社群內部成員關系要密切于與外人的關系。朋友、同黨的利益與名譽糾纏在一起，使他自然而然地充滿雄心壯志，努力擴張所屬階層和社群的特權與免役權，并謹慎地維護它們，以防被其他階層或社群奪走。

國體所面臨的任務是劃分不同的階層和社群，以及在他們之間分配權力與豁免權。國體的穩(wěn)定程度就取決于每個階層、社群維護自己權力與豁免權。任何一個階層地位的升降，隨時都會影響國體的變化。

即使是最偏激的成員也承認，國家是所有的階層和社群的載體和控制者。只有依靠國家的存在和發(fā)展，階層和社群才能發(fā)展。但是當國家利益影響到階層與社群的利益時，他們未必會犧牲集團利益成就國家利益了。雖然它本身是不合理的，但它還是發(fā)揮了一定作用：它抑制變革創(chuàng)新，努力通過各階層或社群的最初利益來進行關系劃定。盡管有時它似乎是政體變革的障礙，但正因為如此，它對體制的鞏固和穩(wěn)定作出了貢獻。

一個愛國者通常具備兩種最基本的素質：一是在某種程度上對事實上已經存在的政體和社會結構的尊重；第二，不做不守法的公民，他衷心希望并努力做到維護同胞們的安全、榮耀和幸福，盡最大努力去增進同胞們的福祉。

在和平年代，上述兩個原則總指向同樣的行為：當我們的政治體制能夠真正維護同胞們的利益時，愛國者就要維護現有的政治體制，這是保護同胞們的安全、榮耀與幸福的最好辦法。但是，當公眾間的不滿情緒、派別爭端出現使社會趨于不穩(wěn)定時，上述就會指向不同的行動了。既然現有的社會體制難以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了，即使最愚蠢的人也想調整與改革這種政治體制。但是，到底是維護還是變革現有政治體制？或者說，什么時候該維護現有政治體制，什么時候該順應歷史潮流變革現有政治體制？這需要具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