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根據(jù)有關部門中上層領導同志的指示，重新宣傳了一下上述教導。

可是這個“首先是、其次是”的論述格式，譯成外文后，外國人是死活也鬧不明白究竟是啥意思。先是一個日本記者，后是一個歐洲人，沒完沒了地與我討論：什么叫“首先是黨員，其次是作家”，是不是中國有規(guī)定，首先入了黨，成了黨員才能獲得發(fā)表作品的權利？

在革命成功之前，文學的批判性戰(zhàn)斗性毫無疑義，哪怕是文人相輕、婦姑勃溪、杠頭搬杠、小題大做，客觀上也可以歸納到革命與反革命的血戰(zhàn)中，例如魯迅的關于硬譯的觀點，竟也被涂上了鮮紅的顏色。

革命者取得政權以后呢？繼續(xù)革已經(jīng)被打倒、被驅逐、被鎮(zhèn)壓的階級敵人的命？繼續(xù)打落水狗？好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但不可能只此一宗，全部作品都是這樣的規(guī)格。提出新的社會問題與進行新的批判與呼號？怎么你像是成了對立面？馬上有人說你變成了批評革命批評共產(chǎn)黨的啦。難矣哉革了命而且取得了革命勝利的作家們喲！不僅中國如此，例如南非的納丁·戈迪默，她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長期從事與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斗爭，她蹲過種族主義者的監(jiān)獄。1986年在紐約的第48屆國際筆會上我聽過她的發(fā)言，她的自信與全稱肯定或否定的句式只有一個人可以與之相比，就是我1998年在康州三一學院聽到了她的講演的曾經(jīng)的第一夫人即現(xiàn)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正義在手、所向無敵的納丁，在南非劇變、她追求的各族平等事業(yè)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后，顯然沒有找好新的感覺。2008年，她在家中遇匪，因為她拒絕交出結婚戒指，她還遭到了毆打?；蛑^，搶劫她家的人正是她當年為之奮斗的弱者與被欺凌者。

共產(chǎn)黨面臨著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職能與格局的轉變，文學呢？革命前的文學會很良心很激烈很高潮很成功，革命前的文學家像志士丹柯，掏出來并舉起來自己的心，充當火炬，照耀著黑暗的世界……革命后的文學呢？躊躇意滿？一片贊歌？一派歡笑？一律擁護？繼續(xù)思考？繼續(xù)批判？以筆為旗？以筆為槍？宣泄新的牢騷？進入純文學非功利狀態(tài)？與政治拉開距離？干脆追求印數(shù)、成為產(chǎn)業(yè)并且上到福布斯財富排行榜？全世界還缺少這方面的成功經(jīng)驗。

我的初步想法是：

文藝，尤其是文學，在舊中國常常傾向于左翼，用舒乙同志的說法，就是1949年時，跟著國民黨逃亡臺灣的作家人數(shù)，不足全體作家的10%。

但是，文學知識分子心目中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太文學化、理念化、感情化了。文學知識分子是一些個主體性極強的人，他們對于革命的理解與追求，決定于他們自身的主觀色彩。它與現(xiàn)實的以農(nóng)民為主體、以武裝斗爭為主要路徑的中國革命，與有中國特色的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事業(yè)，與執(zhí)政興國的大操盤大格局……不可能完全一致。革命由于自己的勝利與嚴酷性和全面承諾性，對于文藝的要求是文藝必須聽命于革命。各種整頓不可避免。雷霆萬鈞的革命語言已經(jīng)積累了我們的前進的排除萬難的氣勢與慣性，革命成功了，對文藝的整頓仍然是有增無減。

越是真正投身于革命、最最擁戴革命的作家，越是受到了政治運動風暴的沖擊，例如王實味、丁玲、艾青、羅烽、白朗等。而解放后一心擁戴革命的老舍，結局也最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