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百姓愛面子，哪怕這面子是鬼子給的，該高興就高興，這道理政治上不通，人性上通。相比之下，當《南京！南京！》最后一幕赫然打出“小豆子，還活著！”的時候，雖然在特定的語境下讓全場掌聲雷動觀眾熱淚盈眶，但是事后總讓人不禁心生疑竇：這樣的處理是不是出于政治正確的考慮，這樣的感動是不是一種劇場效應以及導演的刻意為之。

當然，這些事兒不能全怪陸川。有時候，“關(guān)懷”是一個很“隨便”的字眼，它可以落實到很具體的事物上，也可以依附在很抽象的概念上，特別是那些超級抽象的超級概念，比如民族，比如國家，比如人性……也正因為如此，“關(guān)懷”極易面臨的一個指控是，它總是與“裝”撇不清干系。

《鬼子來了》與《南京！南京！》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反差，原因之一在于題材不同。雖然都是抗戰(zhàn)片，但《鬼子來了》選擇的是膠東半島一個封閉農(nóng)村的小環(huán)境，這是一個幾乎被八年抗戰(zhàn)遺忘的角落，雖然最后發(fā)生了屠村事件，但對于整個大歷史來說并不構(gòu)成“事件”，所以姜文在大部分時間可以用近乎“戲謔”的方式去敘述。而《南京！南京！》注定只能濃墨重彩、正襟危坐地去演義，任何微小表情的不端都會被視作不恭。個人的生活史在這一刻無可逃脫地被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所捆綁，宏大敘事是必由之路。

原因之二在于導演在年齡、閱歷以及性情上的差異。我相信姜文永遠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陸川拍不出《鬼子來了》。姜文從來不是一個政治上正確的人，他的“一點正經(jīng)沒有”是骨子里的。而陸川則是一個嚴肅的知識分子，這種內(nèi)在的氣質(zhì)讓他沒法不喜歡“天地有浩然正氣”之類的價值觀，我猜想這也是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的不嚴肅的知識分子討厭陸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緣故，因為一旦知識分子嚴肅起來，就是一個既“無趣”又“簡單”的有德之人。

十年過去，從《鬼子來了》到《南京！南京！》，一個深描“人性”，一個弘揚“關(guān)懷”，一個雖然被禁但通過網(wǎng)絡(luò)廣為傳播，另一個則登堂入室并最終贏得億萬票房，兩相比較，到底是進步還是墮落，我說不好。還是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深刻又討巧：“依其本性，進步看上去總比實際上更為偉大”。

1934年，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決定為一個叫做伊拉斯謨的人道主義者立傳，在這本題為《一個古老的夢》的小書中，茨威格寫道：“歷史……不賞識溫和派，不賞識扮演斡旋者角色、充當調(diào)節(jié)者的人；總之，歷史不賞識有人情味的人。她看中的是狂熱派，是極端無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動領(lǐng)域中的冒險家……”也正是這一年，茨威格不堪納粹迫害決定流亡海外。8年后，他和妻子在巴西雙雙自殺，用生命印證了那本書里的斷言：“對抗的緊張狀態(tài)在歷史上偶爾也會發(fā)展到大有一觸即發(fā)之勢，這時簡直是出現(xiàn)一場席卷大地的風暴，人道主義頓時成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紗。”

陸川的失敗以及成功在于，他試圖再次給這個世界蒙上一層人道主義薄紗；而姜文的成功以及失敗則在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經(jīng)明了，這人道主義的薄紗其實一撕就破！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