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會使買方，也就是《萬象》老板平襟亞十分不滿，非但在報紙上撰文影射，而且公開登報，在《海報》上寫了篇《一千元的灰鈿》，說張愛玲虧欠了她一千元稿費。張愛玲于是去信辯白，后來又寫了篇《不得不說的話》寄給《語林》的錢公俠，而錢又讓平襟亞再寫了一篇《一千元的經過》，在報上同時發(fā)出，現(xiàn)各引一段——

張愛玲：“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卯年糧，使我很擔心。’于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但是不知為什么賬簿卻記下的還是兩千元。……平常在報紙上發(fā)現(xiàn)與我有關的記載，沒有根據(jù)的，我從來不加以辯白，但是這件事我認為有辯白的必要，因為有關我的職業(yè)道德。我不愿我與讀者之間有任何誤會，所以不得不把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亞：“當時曾搜集到張小姐每次取款證據(jù)（收條與回單），匯粘一冊，曾經專函請其親自或派人來社查驗，一一是否均為親筆，數(shù)額是否相符。乃歷久未蒙張小姐前來察看，迄今置之不問。物證尚在，還希張小姐前來查驗，倘有誣陷張小姐處，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報廣告不論若干次向張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張小姐本人敲門向店伙親手預支一千元，自動書一收據(jù)交由店伙為憑（現(xiàn)存本社）。自此次預支之后，竟未獲其只字。故就事實言，迄今仍欠本社國幣一千元。”

單就這兩篇文章而言，各執(zhí)一詞，莫衷一是，因而這件事枉打了許久的筆墨官司，到現(xiàn)在也沒有定論，也不可能會有什么定論。但我以為無論真相是怎樣都好，平襟亞多少有些不厚道，張愛玲的小說已經替他賺了不少錢，莫說她不至于貪他一千塊灰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這樣紅眉毛綠眼睛地叫罵，真是越富越慳，為富不仁。

事隔半個世紀，張愛玲在美國的好友、大學教授劉紹銘先生又提起這件事，認為：“張愛玲在錢財方面是講原則的，是她的，她堅決爭??；不是她的，她堅決不要。”并舉了一例為張愛玲鳴冤：電影《哀樂中年》歷來被認為是?；∨c張愛玲合作的又一經典名片。1990年，臺北《聯(lián)合報》副刊在連載《哀樂中年》劇本時，署名為張愛玲，并要寄稿費給她。然而張愛玲回信給編輯蘇偉貞寫：“這部片子是?；【帉В译m然參與寫作過程，不過只是顧問，拿了些劇本費，不具名。稿費謹辭，如已發(fā)下也當璧還……”

那時候，張愛玲在美國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屬于自己的錢，仍然分文不取，可見其清貞。這篇文章，如果被平襟亞看到，不知道會不會有一點感想。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平襟亞這樣仇恨張愛玲，或是因為《傳奇》沒有交給他出版的緣故（請見前文第七章所引用之柯靈回憶）。不過我們這些隔了六十年的旁觀者是不便妄測了。

但不管怎么樣都好，假使張愛玲曾經真的欠了平襟亞一千元灰鈿也好吧，那么六十年后，她也清還得有余了，而且一直還到了她死后——張愛玲作品的版權后來一直是交給平襟亞的侄子平鑫濤打理的。即便在她死后，平鑫濤還是隔年便推出一部張愛玲“新作”來，賺得盆滿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