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特地將“時代的紀念碑”標了雙引號，因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蘭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駁，并非對準傅雷，也沒有“不很禮貌”的意思，更非“遠兜遠轉(zhuǎn)”，依我說倒是頗為“直截了當”、“理直氣壯”的。

而且這篇文章發(fā)表于《新東方》1944年5月，從時間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3月《新東方》胡蘭成的《皂隸、清客與來者》做出的反應。如果是回復傅雷，大可在《萬象》上予以回復，總不成柯靈不給她說話的版面吧？

至于題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為柯靈所說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蘇青開的一個玩笑，因為蘇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風雨談》第六期發(fā)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張愛玲的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蘇青的題目，游戲筆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間的一個文字游戲。與傅雷無干，更與柯靈無干，實在是旁人自做多情了。

蘇青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介紹人，他們倆的交往瞞著全世界，卻不瞞蘇青與炎櫻。胡蘭成在雜志上評論張愛玲，張愛玲或許拿著那雜志又笑又罵地同蘇青議論過，又借了蘇青的一個標題寫了篇回復文章——這三個人之間常相往來，以文會友，戲謔無拘，把報刊當自家客廳斗斗嘴取取樂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將胡蘭成的《談談蘇青》和張愛玲的《我看蘇青》比并著看就知道了。

蘇青曾在《天地》創(chuàng)刊號上寫了《論言語不通》，而胡蘭成接著在第二期里寫了《“言語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張愛玲和蘇青各寫了一篇《談女人》，彼此應和，這就像張愛玲和胡蘭成曾經(jīng)各寫過一篇《中國人的宗教》一樣，是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張愛玲的《雙聲》，是她與炎櫻的談話記錄，但是仿佛怕對不起蘇青似的，同期又發(fā)了《我看蘇青》……

還有一個佐證，《新東方》五月號在發(fā)表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同時，還發(fā)了一篇胡蘭成的短文《瓜子殼》。在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時犀利理性縱論天下的文風，竭盡調(diào)侃之能事，寫了篇極輕巧精細的小文章：

我是喜歡說話，不喜歡寫文章的。兩個人或者幾個人在一道，隨意說話，題目自然會出來，也不必限定字數(shù)，面對面的人或是摯友，或是仇敵，親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語言來曲曲表達，也用語言來曲曲掩飾，有熱情，有倦怠，有謙遜，有不屑，總之有濃厚的空氣。倘是兩個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靜中有喜悅，于親切中有一點生疏，說的話恰如一樹繁花，從對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諧。又倘是夾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為誰而說話，知道有誰是在替他辯護，也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然而寫文章，是把字寫在白紙上，沒有空氣沒有背景，所以往往變成自說自話。那么把談過的記錄下來怎樣呢？記錄下來也不過是瓜子殼，雖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經(jīng)吃掉了。然而又非寫不可，好吧，就拿瓜子殼出來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