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張愛玲回到了上海，炎櫻跟她一起。

從香港到上海的船期正常是四天，她們卻足足走了八天，繞了好大的彎子，還在基隆停了一夜。張愛玲沒想到自己會看見祖父戰(zhàn)敗的地方，只見高高的天上懸著兩座遙遠(yuǎn)的山峰，翠綠的山蒙著輕紗，一刀刀削下來，形狀清峭，遠(yuǎn)望去像極一幅中國的水墨山水畫。

她在《易經(jīng)》里寫到自己回來時竟與梅蘭芳同船，彼此擦肩而過，“他高個子，灰色西裝纖塵不染，不知怎的卻像是借來的。臉上沒有血色，白凈的方臉，一雙杏眼，八字胡不齊不足，謙讓似的側(cè)身而行，仿佛唯恐被人碰到。還有三個日本人隨行，頂巴結(jié)的模樣。”——但因為只有這一處描寫，別無旁證，也不知道是紀(jì)實，還是小說的杜撰。

由于戰(zhàn)爭，學(xué)業(yè)未能完成，那兩個獎學(xué)金和“畢業(yè)后免費送到牛津大學(xué)讀博士”的許諾也成了太陽下的彩虹，看著七彩奪目，卻走不進去。

但無論如何，她終于回來了，她是這樣的熱愛著上海。

古人說：“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錦衣夜行，誰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貴了。只是年紀(jì)更長，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這里什么都行，因為這里是家。她極愛活著這樣平平淡淡的事，還有這片土地，給歲月滋養(yǎng)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與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這里人們的起起落落、愛恨轇轕是最濃烈的，給了人生與他處不一樣的感覺。

——《易經(jīng)》

從香港回來，張愛玲對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廣東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比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上海人卻是粉蒸肉，飽滿渾圓，肥白如瓠，簡直隨時可以上報紙做代乳粉的廣告，每一個都是長不大的孩童。她不由微笑，把學(xué)業(yè)未完的煩惱暫時放到腦后。

上海不是個讓人看的地方，而是個讓人活的世界。打從小時候開始，這里就給了她一切的承諾，她拼了命地要回來，為了它冒生命的危險，這使得上海愈發(fā)親切，血肉交融一樣的親。

仍舊住在愛丁頓公寓，只是從五樓搬到了六樓；仍舊是每夜枕著電車回家的聲音睡覺，每早聞著咖啡館的面包香起床；仍舊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種天荒地老的感覺。

一切都和離開前一樣，連面臨的問題也是一樣——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為生？

錢，仍是生活中頭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氣而不容回避的。

自從日本人進了租界，姑姑張茂淵在洋行里的工作就停薪留職了，一天三頓吃蔥油餅，過得很省。為了省房租，把公寓分租給兩個德國人，自己只留下一間房。如今愛玲投奔了來，就越發(fā)窘。

回來前張愛玲有過很多不切實際的設(shè)想，但這時候才覺得三年大學(xué)里學(xué)到的知識其實派不上什么用場，如果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員、女書記員，最好的也不過是做個女教員，或是女編輯員。

她考慮過或許可以靠賣畫生活，那個白俄教師不是曾經(jīng)出過五塊錢想買她的畫嗎？等她成名以后，叫價可以再高些。又或者可以寫文章，從前給《大美晚報》投稿，曾經(jīng)獲得過成功的?？墒菍懯裁春媚?？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電影，大學(xué)里最經(jīng)常的記憶就是同炎櫻兩個到處去看電影，連戰(zhàn)時也不放過。

也罷，就寫電影吧。于是她開始拼命地寫稿，用英文，寫影評，投給《泰晤士報》，評的是《梅娘曲》、《桃李爭春》、《萬世流芳》、《新生》、《漁家女》、《自由魂》、《秋之歌》、《兩代女性》、《萬紫千紅》、《回春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