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求我為民主政體比個人獨裁政體更可取或更好這一主張?zhí)峁├碛桑敲次沂紫纫獑栆幌?，作出這種判斷能否不涉及價值？也就是說，選擇是否會使我們不可避免地直接陷入價值爭論？

一如前述，民主政體確立了一種pactum societatis（社會契約），即公民（作為平等者的公民）之間的共存，個人獨裁制度則是要把自身變成一種pactum subiecdonis（順從契約），要創(chuàng)造一批臣民，一種建立在服從上的秩序。這一思考立刻使人看到，這兩種情況都包含著另一個危險因素。如果我們回到“人民總是正確的”這一基礎性的前提，就不難看出這點。盡管這個公理從經(jīng)驗上說是錯誤的，從理性上也難以辯護，但它幾乎算不上是一個危險的公理，因為我們知道，“人民”其實是一個既進行無數(shù)調(diào)整又受到無數(shù)制約的漫長過程，至少在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下是這樣。實際上，人民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多角色、多梯級和多濾層的決策過程。

不能認為“統(tǒng)治者總是正確的”這一基礎性前提同樣如此。統(tǒng)治者是具體的行動者；按照他永遠正確這一假設，他必定是不受制約的。因此，個人獨裁政體下的掌權(quán)者不會掩飾一種傲慢的甚至是駭人的說法：sic volo，sic iubeo（我能隨心所欲地發(fā)號施令）。雖然絕對統(tǒng)治者不過是區(qū)區(qū)一人，他的一天也是只有12小時的白晝，但這并不能令人心安。正是在這一天的12個小時中——這時間都多得用不完——他一個人就能非常成功地滅絕千百萬人。今天，這“區(qū)區(qū)一人”只需撳一下按鈕，片刻之間就能毀滅全人類的生命。用更為嚴格的方式說，個人獨裁政體等于盲目的冒險，一場無比巨大的盲目冒險。民主政體（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充滿安全機制，而個人獨裁的突出特點便是缺乏安全機制。

民主政體中的領導人說：“我是他們的領導，所以我得聽他們的。”個人獨裁者則說（也許是必然說）：“我既為你們的統(tǒng)治者，你們必須聽我的?！碑斎唬裰鞣桨敢灿斜锥?，但它不僅表明了進行民主冒險的崇高，而且使人放心。相反，個人獨裁的方案卻如此險惡，它命令我們必須完全屈從于quia nominor leo（我是獅子）、屈從于獅子的存在這一事實。獅子確實存在，但是假如能把它們關(guān)進鐵籠，為什么還要允許它們跑出來呢？誰也不想讓獅子吃掉。因此首要之事是，僅用這個危險因素即可證明選擇民主政體是對的，因而不必求助于價值和價值辯論。重要的是在轉(zhuǎn)向靠不住的“價值判斷”基礎之前就確定這一點。正如我們所做的，第一步是要確保我們找出了那些基本的、有著時間和空間上的可比性的價值。

就這里的討論而言，我將滿足于以下主張：尊重人的生命、人身安全和個人自由。相關(guān)的問題是，能否從理性上——即令人信服地——證明，生命、安全和自由足以被稱為比所有其他事情更重要的“好事”？價值相對論者素來認為，這類問題無法回答。然而，他們的勝利未免來得太容易，因為他們一般總是要求我們（別人）去證明用“自由是最好的”這種形式表述出來的命題。但我們?yōu)楹我@樣做呢？我認為，恰當而又充分的問題是，是不是“自由是更好的”？換句話說，我們無需對付以絕對的形式表述的命題，只需對付以比較的形式表述的命題。再者，我們也要保持警惕，不可以要求普天下之人以倫理學——實際上是西方倫理學——那種高度抽象和復雜的方式去理解“價值”。

既然這樣，那么能否用理性的、可驗證的方式證明，尊重人的生命、人身安全和個人自由是（1）為絕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的價值，和（2）非?？扇〉膬r值呢？第一問涉及的是事實問題，第二問則不是。我們首先要問，能否從經(jīng)驗上證實，我們發(fā)現(xiàn)世界各地的人類共同抱有某種基本的價值觀，特別是上述價值取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