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始終處在大量信息的轟炸之下。他們不能夠關注所有的信息，所以頭腦開發(fā)出了一些技術，可以判斷什么信息是重要的和相關的，什么信息可以被忽略。心理學中有幾種理論涉及信息處理模式，并解釋了人們在關注與解釋信息時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傾向。在心理學中，聚焦于人們如何判斷與評價他人的一種理論觀點是歸因理論。最早的歸因理論家之一是海德（Heider，1958）、瓊斯與戴維斯（Jones & Davis，1965）、凱萊（Kelley，1967）和韋納（Weiner，1986）。歸因理論家對于信息處理也有一些洞見。他們認為，人們處理信息時，就好像他們是“天真的科學家”；意思是說，他們在他人的行為中尋找原因，就像科學家尋找某種疾病的原因一樣。然而，人們常常不能夠正確地使用科學方法，他們在對他人行為原因的探求中往往會犯下一些錯誤。歸因理論家認為，人們會使用啟發(fā)法（heuristics），這是在處理有關他人的信息時的心理捷徑。最為重要的啟發(fā)法之一是獲得性啟發(fā)（availability heuristic）。根據(jù)這種方法，人們預測某種現(xiàn)象的可能性的基礎是，人們是否能夠容易地想到和它有關的情況與案例（Tversky & Kahneman，1982）。比如，在評價一個政治學班級中A成績的分布時，所依靠的基礎是，你會想到上一年這個班級中有多少人得到了A成績。

可想象性（imaginability）是獲得性啟發(fā)的另一個方面。作為一種傾向，可想象性指的是，回想起某些似是而非的信息，而對于實際可能性不給予任何關注。結果是，個人構想出一系列可能的行為，根據(jù)就是他們有能力想象出這些行為是否會發(fā)生。更具體而言：

在對真實生活情境中的可能性進行評估時，可想象性扮演著一種重要的角色。比如，一次充滿危險的探險是否具有風險，對此加以評估的依據(jù)是：通過想象確定這次探險是否有一些不能夠處理的意外事件。如果40許多這樣的困難得到了生動的描繪，那么，這次探險就顯得特別的危險，盡管災難易于想象并不必然反映這些災難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一項活動中的某些可能的危險難以想象到，或者不會想象到，那么，它的風險就可能被低估。（Tversky & Kahneman，1982：1213）

由于某種事物的實例具有獲得性（availability），也會出現(xiàn)偏見，因此，“如果某類事物的數(shù)量是通過它的實例的獲得性來判斷的，那么，如果有另一類事物和它具有同等的發(fā)生率，但是其實例同它的實例相比不太容易想起來，而它的實例更容易想起來，它的數(shù)量就會顯得更多”（Tversky & Kahneman，1982：11）。這種偏見也通過一項實驗得到了證實，該實驗使用了一些男性與女性名人的列表。個人被要求回答，一張知名人物的列表包括的男性是否多于女性。如果這張列表上的男性比女性更有名氣，他們的回答就是肯定的，反之亦然（Tversky & Kahneman，1982）。即使男性與女性數(shù)目是同等的，也會發(fā)生這樣的情況。熟悉性（familiarity）的增加使得男性的名字更容易獲得，從而產生偏見。突出性（salience）也具有影響力。如果你剛剛看完一個有關當?shù)刈》炕馂牡男鹿?jié)目，你就會相信，你自己的住房著火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

代表性啟發(fā)（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是另一個常見的例子。這是一種或然性判斷。比如，人們可以先評估一個人的特性，然后再估計這個人是否有可能擁有一種特定職業(yè)（Fiske & Taylor，1991）。例如，醫(yī)療專業(yè)人士通常被發(fā)現(xiàn)帶著聽診器。如果你發(fā)現(xiàn)某人帶著聽診器，那么，你會假定，這個人有可能是一位醫(yī)療專業(y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