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這種類型學在性質上只具有一般性，僅僅考察了和總統(tǒng)風格相關的兩種可能維度，并且具有一種強烈的主觀成分。無疑，人們可以對巴伯模型的準確性或有用性提出異議，特別是考慮到，它基本上把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杜魯門、約翰?肯尼迪、杰拉爾德?福特、吉米?卡特、喬治?H?W?布什和克林頓都放置到積極—肯定范疇中，而羅納德?里根、沃倫?哈丁和威廉?塔夫脫和喬治?W?布什被歸入消極—肯定類型中。考慮到在如此多樣的總統(tǒng)之間只是指出了這樣小的差別，如果政治心理技術要提供一種更為細微的對于領導者的描繪，那么，對于許多領導者分析家來說，明顯需要一種更相關的、更細微的方法(Hermann & Preston，1994，1998；Preston，2001；Winter et al ，1991)。

埃瑟里奇（Etheredge，1978）在對20世紀的美國總統(tǒng)和外交政策顧問的一項研究中，考慮了其他的特質。他注意到，一些特質，比如支配（dominance）、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自尊和內向—外向，在塑造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和政策偏好時具有重要性。在支配測量中得分高的美國領導者往往喜歡使用武力解決同蘇聯(lián)的爭端，而不喜歡使用調停與裁軍。另外，在內向測量中得分高的領導者往往反對合作，而外向的領導者一般支持同蘇聯(lián)的合作與談判。這些結果以埃瑟里奇（1978）更早的研究報告為基礎，這項研究涉及200多位男性的美國外交事務官員、軍官和國內事務專家。在這些人中間，在支配和競爭特質上得分高的人更有可能倡導使用武力并且把蘇聯(lián)視為威脅，而在人際信任和自尊上得分高的人往往對于蘇聯(lián)持一種更加溫和的觀點，并且反對使用武力（Winter，2003）。將特質用于有關政治領導者的其他重要研究，是28由溫特勞布（Weintraub，1981，1986，1989）和赫爾曼（Hermann，1984，1987，1988）做出的。前者研究了總統(tǒng)對于記者招待會的反應，后者研究了世界各國領導者的外交政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