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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共組織超越民主與法律的特權(3)

精英的特權 作者:蒂埃里·布魯克文


蕭毅漢在自己的書里說:“1965年在貝爾格萊德召開第二次國際人口會議,從此,計劃生育就成了援助發(fā)展中國家的形式之一。”(Michel Schooyans, Le Crash démographique: de la fatalité à l’espérance (《人口沖擊:從毀滅到希望》), Paris, Le Sarment-Fayard, 2000. )1966年12月10日,當時的聯(lián)合國秘書長吳丹(U Thant)下令發(fā)布一份關于人口問題的聲明。1967年12月11日,“憑借人口委員會主席洛克菲勒三世的不懈努力,18位國家元首在這一聲明上簽字?!憋@然,商界巨頭可直接影響政治決策的導向和國際法律的制定。

因此我們會注意到,從1973年開始,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FNUAP)的職責就是執(zhí)行計劃生育政策,幫助發(fā)展中國家更好地應對人口問題,協(xié)調人口計劃。

之所以在這里特別提到蕭毅漢,不是為了介紹他從天主教角度闡釋的計劃生育理論,而是因為他對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的批判頗有見地。

蕭毅漢認為:“目前我們所知的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的絕大多數提議,在1974年的《基辛格報告》中都能找到。各個國家都在掂量自己在聯(lián)合國不同機構中的分量,盡力讓這些機構的決策朝著有利于本國的方向而行?!?/p>

優(yōu)生學不只對西方有吸引力。2002年7月,秘魯衛(wèi)生部(Minsa)任命的調查人員公布了一份長達137頁的“最終報告”,得出的結論是:1995至2000年藤森總統(tǒng)任內,共有33萬1600名婦女遭受絕育,2萬5590名男性遭受輸精管切除術。

貝茲·哈特曼(Betsy Hartmann,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Wrong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population Control(《生育的是與非:全球人口控制政策》),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5. )

等人的書中都披露過優(yōu)生主義勢力及藥業(yè)集團發(fā)動的強制節(jié)育。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曾針對人口節(jié)育方法進行過無數研究,二戰(zhàn)后,優(yōu)生絕育運動仍然流行在盎格魯撒克遜地區(qū)。瑞典在1935至1976年間發(fā)起過一場節(jié)育運動,強迫6萬人實施節(jié)育,其中93%為女性。瑞典最大報紙《每日新聞》(Dagens Nyheter)的記者馬切伊·扎蘭巴(Maciej Zaremba)在1997年8月報道,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持北歐民族的純潔性,還有其他一些社會原因。希特勒在自傳《我的奮斗》(Mein Kampf)中敘述的“種族健康計劃”以1924年的“限制移民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為藍本,該法案禁止遺傳病人及南歐東歐的移民踏足美國。1933年,納粹通過強制節(jié)育和結婚法則提高人口素質,這一計劃也是受當時的美國啟發(fā)。1927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認可對缺陷人群實施絕育的法律,美國許多州在隨后的幾十年中一直執(zhí)行著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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