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德自己的視角來看，他的批判任務完成之后，還有兩個問題遺留了下來，這是兩個困擾他一生的問題，他曾中斷關于這兩問題的寫作，為的是首先掃清他所謂的“理性的丑聞 (scandal of reason) ”：也就是要掃清“理性在自相矛盾”這一事實——也即，我們所能知道的東西（know）是有界限的，但思索(thinking)越出了界限由此陷入了自我背反?？档伦约合蛭覀冏C實，（1770年）對人類心智的認識能力及其界限的發(fā)現(xiàn)，是他人生的轉(zhuǎn)捩點，而這個發(fā)現(xiàn)耗費了他十多年的時間去精心闡述，最終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我們從他的書信中中也獲知這一耗時多年的龐大工作對于他的其他計劃及理念具有怎樣的意義。他說，這一“主題”，就像一座“大壩”攔截而阻礙了他曾希望完成并出版的所有其他的論題；它就像“擋在路上一塊石頭”，不搬走它，他就無法繼續(xù)前進。而當他重又回到他在前批判時期的種種關注（concerns）時，鑒于他現(xiàn)在所知道的，那時的種種關注當然多少已有所變化，但還不至于變到面目全非無法辨認，而且我們也不能說這些關注在康德看來已經(jīng)不再緊迫。

最重要的變化可表述如下。早在1770年的轉(zhuǎn)折之前，他本來想要撰寫并盡快出版的是《道德形而上學》，不過實際上，要到三十年后，他才寫作并出版了該著作。但在那個較早的時期，該書被預告時用的標題還是“道德品味批判(Critique of Moral Taste)”。當康德終于開始著手第三《批判》時，起先他依然將之稱為“品味批判(the Critique of Taste)”。于是，發(fā)生了兩件事：在“品味”的背后——“品味”是整個18世紀的一個流行話題——康德發(fā)現(xiàn)了人的一種全新官能（faculty），即，判斷力（judgment）；但與此同時，他又從這種新官能的權限中收回了道德命題。換言之：對美與丑做出評定的，不只有品味；但是，關于正確與錯誤的問題，既不是由品味來評定的，也不是由判斷力來評定，而僅由理性對之加以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