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wù)?、探究康德的政治哲學(xué)有其獨特的困難。不同于其他許多哲學(xué)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斯賓諾沙、黑格爾以及其他人，康德從未寫過某種政治哲學(xué)。論康德的文獻(xiàn)浩如煙海，但論康德政治哲學(xué)的書卻寥若星辰，其中，值得研究的惟有一本，即漢斯?薩內(nèi)爾（Hans Saner）的《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康德之路》。法國最近出版了一部專門研究康德政治哲學(xué)的論文集，其中幾篇頗為有趣；然而，即使在該文集中，你也很快就會看到，康德自己也是把該問題當(dāng)作一個無關(guān)緊要的主題來處理的。在將康德哲學(xué)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所有書中，只有雅斯貝爾斯（Jaspers）花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篇幅來討論這個特別的主題。（雅斯貝爾斯是康德惟一的追隨者；薩內(nèi)爾是雅斯貝爾斯惟一的追隨者。）《康德論歷史》所收入的康德的那些文章以及最近編纂的名為“康德政治文論選”的文集，其品質(zhì)和深度，都無法與康德的其他作品比肩；它們肯定無法組成有位作者所謂的“第四批判”——鑒于它們碰巧成了這位作者的研究主題，所以他熱切地想要為它們爭得這一崇高地位。康德自己把其中某些文章稱之為不過一場“與理念的玩?！保╬lay with ideas）或“僅僅是一次快樂的旅行”。就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永久和平論”而言，其諷刺的口吻表明，康德并沒有認(rèn)真對待這些文章。在致凱斯維特（Kiesewetter）的一封信中（1795年10月15日），他把該文稱為“遐想”(他仿佛想起了早年他在《一個通靈者的夢——用形而上學(xué)之夢來解釋》[1766]中對斯韋登伯格[Swedenborg]的揶揄)。至于《法權(quán)學(xué)說》（The Doctrine of Right, or of Law）——該文你只能在賴斯（Reiss）編輯的那本書中找到，而且如果你讀過，那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該文乏味而賣弄——你想不贊同叔本華的這個說法都難：“就好像該文不是這位偉大人物的作品似的，倒像出自某個普通的庸人之手[gew?hnlicher Erdensohn]?！狈?quán)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在康德的實踐哲學(xué)中至關(guān)重要——康德的實踐哲學(xué)把人被理解為一種立法性存在（a legislative being）；但是，若要總體上研究法權(quán)哲學(xué)（philosophy of law），我們肯定不會求諸康德，而是求諸普芬道夫或格老秀斯或孟德斯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