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史蒂夫介紹給唐·蘭（Don Lang），他說：‘哦，不要，你把這家伙交給我干什么？他是個令人討厭的嬉皮士。’后來我們和史蒂夫達成了協(xié)議，讓他晚上過來，這樣并不打擾任何人。”

史蒂夫只是在阿塔里公司做一些小事情。有一天，他去找奧爾康，提出辭職他想去印度見識一下印度的宗教圣人。在那時，公司在德國的游戲市場出了點問題，奧爾康決定讓史蒂夫在去印度之前先到德國解決一下這個問題。于是，奧爾康簡單地給喬布斯介紹了一下德國那邊的情況，就打算讓這個年輕的嬉皮士起程。奧爾康讓史蒂夫在兩個小時內解決問題，結果他真的就在兩個小時之內把問題給解決了。

在德國短暫停留后，史蒂夫光著腳、穿著破爛的衣服就到了印度。這身打扮是他自己想要的，他認為這代表著一種特別的追求和審美觀。在印度，他第一次遇見那么多的窮人，他們和加利福尼亞窮困的嬉皮士不一樣，因為嬉皮士們的窮困是可以選擇的，而印度窮人的貧窮是命運使然，是難以改變的。在印度，史蒂夫接觸到很多人和事，讓他增長了不少見識。美國和印度在物質生活的舒適度方面簡直是天壤之別，他以前的所思所想在當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在印度的這次經(jīng)歷對史蒂夫來說真是既驚險又刺激，它完全出乎史蒂夫的預料，也是史蒂夫在繁華的硅谷中所體驗不到的。但這一切并沒有解開史蒂夫心中的疑問，他內心的那種欲望仍舊沒有得到滿足。回來后，史蒂夫決定以一種與以前不同的方式從頭開始。

史蒂夫從印度回來后，幾乎變了一個人，對人冷漠，沉默寡言，整天穿著橘黃色的外套，頭發(fā)也剃光了。他又回到了阿塔里公司，想要做原來的工作。這個舉止狂放、身著寬松外套的大男孩到大多數(shù)公司的門口一站，可能都會有人叫警察。但20世紀70年代加利福尼亞的阿塔里公司不是這樣，他們只是說了句“好吧”，于是，史蒂夫又去工作了。

在史蒂夫再次回到阿塔里公司后，他感覺在東方尋求真諦的經(jīng)歷和充斥著電子游戲、機械制造的現(xiàn)實之間差距太大，讓他備受折磨。他還是保留著嬉皮士風格的審美情趣，這種風格在硅谷很容易保留下來，因為這里距嬉皮士們的圣地舊金山和伯克利太近了。史蒂夫又重新和沃茲建立了聯(lián)系，雖然在不知不覺中他對他們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看法，他吹噓沃茲是技術方面的高手，而他則具有很強的經(jīng)營能力。

沃茲那時已在惠普公司工作了，他充分利用了他的老朋友史蒂夫重新回到阿塔里公司工作的機會。阿塔里公司當時研發(fā)了一種叫“超級賽車”的電子游戲，“這是新一代的車輪驅動游戲，”史蒂夫解釋說，“沃茲是超級賽車游戲迷，所以我就叫他晚上過來，進入產(chǎn)品車間，他就在那里玩兒一個晚上。后來，每當我在技術項目上遇到困難時，我就會打斷他10分鐘，讓他過來幫我。他真是我免費請的最優(yōu)秀的機械師了！”

沃茲在工作上非常賣力。他并不追求榮譽，就是想多做出點成績，比如設計出一臺計算機，開發(fā)出一套游戲軟件等。而史蒂夫對所有的過程都有準確的把握，因為往往是他策劃項目，他知道如何把產(chǎn)品轉化成利潤。

阿塔里公司的奠基人諾蘭·布什內爾是這樣評價喬布斯的，他說：“當他想做某件事時，他給我的計劃表都是按天和星期計劃的，而不是按月或年計劃，我喜歡他的這種行事風格。”

據(jù)奧爾康回憶，有一天，布什內爾找到史蒂夫與他達成了一項開發(fā)游戲的協(xié)議。布什內爾把這個游戲叫做“突破”，他把這個游戲的制作情況告訴了史蒂夫，并希望盡量少用電腦芯片。首席工程師奧爾康負責后勤服務，因為史蒂夫只能在晚上沒有其他工程師在場的時候才來工作。

在這個“突破”游戲中，玩家需要不斷地向一堵“磚墻”開火，突破這堵墻就算贏得了勝利。要想玩好這個游戲需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堅決要成功的信念以及緊迫感—所有這些史蒂夫和沃茲都具有。

“突破”的整個設計過程花費了48個小時。公司認為是史蒂夫設計了這個游戲，實際上它全部是沃茲的功勞。“史蒂夫的作用只是在沃茲搞設計的時候買些糖果和可樂。”蘭迪·威金頓如是說。他還說史蒂夫是一個很年輕的小伙子，是阿塔里公司臨時雇用的，后來他到了蘋果公司就職。

沃茲憑借以前的設計經(jīng)驗，準備用非常少的電腦芯片來完成“突破”的設計。史蒂夫把這件事告訴了奧爾康，奧爾康對這個想法大為贊賞，史蒂夫要求了1 000美元的設計獎金，奧爾康對史蒂夫說：“如果這個游戲你用少于50個芯片就能做好，我就給你1 000美元的獎金。”但史蒂夫回來對沃茲說，阿塔里公司只給了600美元，而這600美元他也只是給了沃茲一半。也就是說，沃茲作完“突破”的設計后只賺取了300美元，而史蒂夫卻得到了700美元。

后來，奧爾康發(fā)現(xiàn)了“突破”設計中的一個問題。他說：“我們對這項設計一無所知，而且由于史蒂夫也不懂這項設計，他又不想讓我們知道不是他設計的，因此，在‘突破’最終投放市場之前，我們不得不重新進行了設計。”

沃茲直到一年后才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這件事也讓他和史蒂夫之間產(chǎn)生了難以消除的陰影。那是在一次乘飛機旅行中，沃茲發(fā)現(xiàn)奧爾康也在飛機上，就過去和他談話。那時設計完“突破”已經(jīng)很長時間了，沃茲當時認為，他可以承認“突破”游戲的電路是他用很少的芯片設計的了。在那次談話中，奧爾康順便提到他給了史蒂夫1 000美元作為完成這項設計的獎金。沃茲當時就感到他的朋友和伙伴史蒂夫欺騙了他。其中有一種說法是，沃茲得知這件事后，難過得哭了。

據(jù)史蒂夫和沃茲多年的好朋友亞歷克斯·菲爾丁說，當史蒂夫讀到威廉·西蒙（也是本書的合著者）創(chuàng)作的故事《甜蘋果？酸蘋果？》時，他非常氣憤，就打電話向沃茲解釋說：“我根本就記不清那件事了。”史蒂夫一直堅持說“記不清那件事了”或是“那件事沒發(fā)生過”。

史蒂夫從阿塔里公司得到的這筆錢—先不論是多少，確實給他帶來了好運，他用這筆錢買下了位于俄勒岡州的一個稱為“All-One”的農(nóng)場，這個農(nóng)場也是他在里德學院的同學居住過的地方。史蒂夫對于向美國北部發(fā)展有著極大的熱情。他一直投身于電子工業(yè)，追逐著自己的夢想。最終他實現(xiàn)了自己的理想，他付出了很多，也收獲了很多。他憑著自己對電子元器件價格的敏感—這得益于他在海爾蒂克做過工，銷售過“藍匣子”，以及他父親重新創(chuàng)業(yè)、從事汽車銷售的經(jīng)歷，加上沃茲那種神奇般的天賦，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之間的合作甚至在制作“藍匣子”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了，他們好像還能設計出來別的東西，然后拿出來賣，但那又是什么呢？

在1975年1月，有一篇名為《大眾電子學》的文章發(fā)表了，這篇文章介紹了一臺阿爾泰（Altair）計算機的詳細情況，這標志著人們一直爭論的“個人”計算機誕生了。計算機在使用二進制編碼以前，人們要采用費時的手工編碼，并且需要經(jīng)過多道操作轉換程序，才能把信息輸入計算機存儲器，而這臺計算機的發(fā)明預示著二進制的編碼方式已獲得了很大的突破，它為計算機的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當?shù)匾晃桓挥羞h見的教師鮑伯·阿爾布瑞契特和他的搭檔一致認為，應該號召成立一個電子俱樂部。門洛帕克是阿爾布瑞契特領導的“自由大學”運動的活動中心，該運動由《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ue）雜志社主導發(fā)起。就這樣在一群擁有共同目標的熱心人的發(fā)動下，一些計算機發(fā)燒友成立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在俱樂部里他們可以一起分享研究成果、交流信息。俱樂部成立后，成員從最初的30人迅速擴大到100多人。

在1975年年初，由于誕生了很多個人計算機，史蒂夫·喬布斯已經(jīng)開始考慮他和沃茲如何在這個新的領域獲得商業(yè)利潤。他必須要找到一個突破口，而他能發(fā)現(xiàn)這個巨大的商業(yè)前景完全得益于一個偶然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