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黨轉(zhuǎn)發(fā)毛澤東評《水滸傳》的談話

鄧小平于1975年1月復出之后，開始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對工業(yè)、農(nóng)業(yè)、科教、衛(wèi)生等領域進行了全面整頓，一改之前混亂的局面。

這個時期也相對比較安定。自從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了“四人幫”后，“四人幫”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江青不再出頭露面了，張春橋不再發(fā)指示了，王洪文干脆去打鳥、釣魚了，姚文元也不再直接安排人寫批判文章了。到了7月份，鄧小平對文藝工作的調(diào)整啟動后，“四人幫”感到形勢越來越被動。

而在他們四個人中，數(shù)姚文元最收斂。因為毛澤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一開始批的，就是姚文元搞的“以反經(jīng)驗主義為主”，由此引起的話頭。毛澤東當時說，我要做自我批評呢，我對春橋的文章 沒有看仔細，放過了“以反經(jīng)驗主義為主”這句錯誤的話。毛澤東的講話，明顯表示了對姚文元的不滿，這一點，姚文元是清楚的，政治局也是清楚的，姚文元由此感到很不舒服。他“韜晦”了很長時間，甚至連一些應該他參加的會議也借故推掉了。

1975年8月14日，汪東興傳來毛澤東評論《水滸傳》的談話記錄稿后，姚文元仔細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覺得這是個可乘之機。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聰明的姚文元從毛澤東的這篇談話記錄中，看到了毛澤東內(nèi)心所包含的隱憂，認為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的反對“投降派”、“宋江架空晁蓋”、“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等語，正是他們可以用來影射攻擊鄧小平的炮彈，反擊鄧小平的時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了一份請示報告：

主席：

接到關于《水滸》的評論后，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zhì)，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真面貌，明確地告訴我們：“《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作為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這不但對于古典文學研究，對整個文藝評論和文藝工作，而且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中國無產(chǎn)階級、貧下中農(nóng)和一切革命的群眾，在現(xiàn)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意義，應當充分發(fā)揮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

出版《水滸》上存在的問題不是偶然的。根據(jù)我看到的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量的評論，幾乎都是違背魯迅的論述，美化甚至歌頌《水滸》的。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影響很大，但沒有澄清。一個基本的論點，就是所謂“農(nóng)民起義的局限性”。把宋江投降主義路線算作“農(nóng)民起義的局限性”，這些不是抹殺了農(nóng)民階級和地主階級兩個對立的階級、堅持農(nóng)民起義路線與堅持投降主義路線兩條路線的原則斗爭？！斗爭不屈而死，同追求升官發(fā)財而投降，怎么能說成一回事？！主席指出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兩派的斗爭，宋江排擠晁蓋是為了投降的需要，肯定了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反投降的革命立場，這就劃清了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原則界限。自從主席前年在提倡讀《紅樓夢》的同時，指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以后，各地陸續(xù)有些評論，有些批判，也有爭論，但評論的都是沒有明確從本質(zhì)上分析《水滸》，而且有一些錯誤觀點繼續(xù)傳播，從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的需要看，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批《水滸》研究中的階級調(diào)和論的觀點，也是很需要的，對于反修防修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將選出近兩年來的一些評論印出送主席翻閱）

為執(zhí)行主席的批示，擬辦以下幾件事：

1．將主席批示印發(fā)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fā)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各級批判組、謝靜宜同志和上海市寫作組，附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