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商業(yè)化只不過是消滅封建制的另一個名稱，這個過程于14世紀在西歐的城市中心與全英國開始進行，而在其后500年內經歷歐洲無數的革命——其時農奴制的痕跡已經逐漸褪去——才得以完成。將人們從土地上分離出來，就意味著將具體的經濟體分解為各種要素，使得每一個要素都能嵌含到它所發(fā)揮最高作用的市場中去。這個新的市場制度最初是建立在舊體制之側，它嘗試著在這種前資本主義式之社會紐帶所控制之土地里取得一席之地，來將之同化、吸收。土地之封建式接收的制度被廢除了。“其目的就是要消除街坊組織或親屬組織對土地的控制權，尤其是男性貴族后裔，以及教會的權力——它們將土地排除于買賣或抵押之外。”這個目的有時是以使用個人的力量與暴力來達到的，有時是以從上而來或從下而來之革命來達成的，有時則借戰(zhàn)爭或征服來達成，有時以立法行動，有時以行政命令來達成，有時則由少數人以小規(guī)模的活動，經長時間的努力而達成。這種社會的變動是很快的復原或是對社會體造成長久的創(chuàng)傷，取決于當時所采取之節(jié)制此一過程的保護措施。各種變遷與適應之強有力的因子由政府本身引入。如教會土地之世俗化就是意大利統(tǒng)一建國（19世紀中葉——譯者注）為止之建立現代國家的根本措施之一，附帶地，這也是將土地轉變?yōu)樗饺怂械闹饕侄巍?/p>

在這些措施里，最大的單獨步驟可見諸法國大革命，以及19世紀30年代、40年代邊沁的改革。邊沁寫道：“農業(yè)繁榮之最有利的時機是當沒有繼承的限制，沒有不可分割遺產的限制、沒有公有地、沒有贖回權、沒有什一稅的時候。”這種處理財產（尤其是土地財產）的自由構成邊沁之個人自由的概念的本質部分。將這種自由以各種方法加以擴充是立法——如《遺囑法案》（the Prescriptions Acts）、《繼承法案》（the Inheritance Act）、《罰金與贖回法案》（the Fines and Recoveries Act）、《產業(yè)法案》（the Real Property Act）、《一般圈地法案》（the general Enclosure Act of 1801）及后來的一些修正案，以及從1841年到1926年的各種《采邑所有權法案》（the Copyhold Act）——的主要目的與功能。在法國與歐洲以外多數地方，《拿破侖法典》（the Code Napoleon）建立了財產的中產階級形式，使土地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及使抵押成為私人之間的契約。

與第一階段重疊的第二個階段是將土地從屬于急速擴張之城市人口的需要。雖然土地不能流動，但是只要在運輸條件與法律條件許可下，其產品卻可以流動。“正因商品之流動可以某種程度地彌補生產要素之地區(qū)流動的缺乏；或（這事實上是同一件事）貿易可以減少因生產設施在地理分布上之不均所引起的不利條件?！边@樣的一種觀念和傳統(tǒng)（對經濟）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翱梢詳嗳坏刂赋觯翰徽撌窃诠糯蚴侵泄艜r代早期，都沒有這種日常生活用品的規(guī)律買賣?！鞭r民剩余的谷類原是用來供應鄰近居民——尤其是地方上的城鎮(zhèn)——之需要的；一直到15世紀，谷物市場仍然只是一個地方性的組織。但是城鎮(zhèn)的擴張，誘使地主們?yōu)槭袌龅匿N售而生產，并且——在英國——城市的成長使官方放松了谷物交易的管制，并容許地區(qū)性的（雖然不是全國性的）谷物交易市場成立。

到了18世紀后半葉，工業(yè)城鎮(zhèn)的人口不斷增長，因而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這首先見諸西歐各國，進而擴大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