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神職人員子弟與貴族青年人生經歷有很大的差別，他們時刻牢記惟有拋去浮化的物欲，才能獲得解脫，他們的這種清心寡欲的禁欲主義生活觀在大學階段與奢靡享受和“性淫亂”的貴族生活觀遭遇以后，形成很大的沖擊力和不平衡感，青年人本來就有逆反心理，這種落差很大的生活狀態(tài)對比，更觸發(fā)了他們對現有的生活秩序進行革命性的顛覆的決心，他們喜歡引用《馬克福音》的話說，“我要拆毀這殿，另造一座”[ 引自《圣經·馬克福音》，第14章58節(jié)。]。平民知識分子與貴族知識分子不只是“40年代人”和“60年代人”《父與子》兩代人的差距，而是兩個階級的仇恨，從這一代人崛起的知識分子，一直就有強烈的“階級（等級）觀念”。神職后代認為，造成等級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貴族，他們獲得解放以后，由于害怕減少自己等級的實力與財富，一直阻撓沙皇變更法律程序使僧侶階層上升，希望貴族一個階層獨自享受帝國的榮耀，結果“等級”在俄國就已經具有了不可變更的種族意味。即便在思想領域里赫爾岑也承認：“30年代我們的信念還太幼稚，不可能不帶有排外性”[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6頁。]。貴族畫地為牢的“自我范疇化”筑起了一道其他階層難以進入的圍墻，從而造成后來這兩個群體的對立。

在“貴族血統論”的“排他性”的等級意識支配下，貴族階層中人充滿了“舊家世族貴族階級”的炫耀[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144頁。]和具有“歐洲教育”背景的自負，即便普通人家出身靠軍功晉升者也喜歡攀龍附鳳從“祖上”挖掘出與老貴族的親緣關系。為俄國征戰(zhàn)換來大批土地后，軍官整體上升為“第一等級”，他們總是居高臨下的俯瞰其他階層，把沒有受過歐洲教育的平民知識分子叫做“半知識分子”、“失意的人”或具有“病態(tài)自尊心”的人，“半個宗教狂、半個騙子”，“苦行者”、“對自己殘忍對他人亦殘忍的人”，是“喜歡觀賞火災的人”。[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182頁。]他們談論俄國“知識階層”的時候，往往強調必須是“貴族的”，必須是具有“歐洲教育”，必須是有哲學修養(yǎng)的，他們“穿的是法國服裝，說的是外語，回避和鄙視俄國的一切”。[ 克留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5卷，商務印書館2009年，353頁。]

貴族對于集體征戰(zhàn)造就的“非血統出身”非?？粗?。尤其是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后，貴族頭銜已經喪失合法地位以后，他們更加計較身世和出身背景與其他人的不同，“要做貴族，必須生來就是貴族，讓莊稼漢變成貴族，那還叫貴族嗎？”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社會上很流行，索羅古勃撰文論述說：“在每一個階級都恪守自己的范圍，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的國家，這個國家便是幸福的”。[ 《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3年 ，127頁。]如果讓農民變成貴族，或者貴族變成農民，對兩者來說都是不適宜的，如果讓面包師寫詩，鞋匠搞政治那一切還不亂套了。只有讓那些生來就是上流社會的人進入上流社會區(qū)，因為那里需要一種特殊的權利，而且官吏也只能讓貴族來擔當，絕對不是任何普通的人所能擔當的。他甚至提出，為了保持自己門第的光榮，必須犧牲一切。別爾嘉耶夫也承認，由于俄國特殊的貴族構成模式，“在貴族社會里我沒有看到真正的貴族氣派，看到的只是妄自尊大、對下等人的輕視和閉關自守”。[ 別爾嘉耶夫：《自我認識——思想自傳》上海三聯1997年，18頁。] 這種偏狹的等級立場，無疑加大了與另一個有文化階層的對立。18-19世紀在貴族發(fā)展的“黃金時代”，俄國的社會、文化、等級差異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第一等級的“種族”思想導致了僧侶階層的“反作用力”。

所有這些等級落差都令平民知識分子感到強烈的義憤和不公平，他們說，當年“貴族把他們踩在腳下，列入第三等級，自由以后，他們踏著解放戰(zhàn)士的尸體，建立自己的秩序”，[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416頁。]我們要建立起自己的秩序，要向那些“外國化”的貴族復仇。人們都知道，狼總是吃羊的，現在總算該輪到羊吃狼了。別林斯基在給巴枯寧的信中說“我的天性是仇恨的思維”。[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245.

]車爾尼雪夫斯基也對僧侶以上的等級抱有一種強烈敵視和否定態(tài)度，他對貴族懷有極大的怒氣和與此相拼毫不退讓的勇氣。俄國的等級深淵導致的貴族和僧侶、農民群體之間有一道明顯的邊界，而且尤為叫其他階層憤憤不平的是，貴族的出身并不是來自“血統”，而是國家“后天”打造出來的，如果往上追溯，絕大部分的服役貴族的祖先都是與農奴沒有太大區(qū)別的人群構成，各個等級都為國家出過力，憑什么好處全讓軍人階層“獨享”。而且這種“新貴”處處體現出來的從低級等級擠進高等階層不愿被淘汰、不愿意再有人進來的“暴發(fā)戶”心態(tài)是最讓人難以忍受的。勃洛克在提到與貴族的分歧時說，我們“自然而然的仇視你們、疏遠你們，我們的精神與你們的精神不能相互接近，你們可以為所欲為，我們必須服從，這就是我們與你們不能親近起來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墻”。[ 亞·勃洛克：《知識分子與革命》東方出版社，2000年，53頁，]因為俄國缺乏內在的統一，各個等級之間從來就沒有步調一致過，在下層等級的意識中，貴族就如同“異類”，僧侶階層受到上下兩種力量的擠壓，他們僅靠一己之力是無法獲得廣泛支持的，只好向下借助人民的力量來反對第一等級。

從這種痛苦中鑄就僧侶子弟的“仇恨”意識和極強的政治敏銳度，現實生活中的陰暗、悲哀，使他們的異教徒心理萌發(fā)，從此他們對宗教王國的尋找方向發(fā)生逆轉，對唯心主義的絕望使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轉向唯物主義的無神論。因為他們不能接受那個創(chuàng)造了“惡”的上帝，不能接受充滿了苦難的世界，不能接受無論如何努力仍然看不到希望的世界。杜勃羅留波夫以“黑暗的王國”來形容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他發(fā)出吶喊“真正的白天什么時候到來？”用榮格的心理分析學說來解讀這種表現，就是壓抑的“原始模型”總要找到另一個發(fā)泄渠道。[ 卡·榮格：《心理類型》上海三聯2009年，594頁。]它不能在循序漸進良性軌道中自然導出，就會找到另一個爆發(fā)點非常規(guī)地溢出，而且這種“轉移暴發(fā)”會找一個相對容易的“突破口”。這就是僧侶子弟對貴族階層懷有強烈仇恨的主要原因。

從一開始平民階層中的青年就與貴族知識分子的文化性、思想性反其道而行之。杜勃羅留波夫說：當年我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悲慘遭遇，我就決心要復仇，“這樣的毀滅是痛苦的、深重的，當時我就決心這樣做，假如命中注定我要毀滅，那我決不平白無故的從這個世界上毀滅！”[ 《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3年 12頁。]現實的殘酷和希望的渺茫，使平民根本不可能在按部就班地“混出來”，他們決心報復社會，向貴族討還本該屬于他們的東西。新一代人的崛起完全改變了俄羅斯的文化類型。從沙皇政府關押的“政治犯”階層劃分上看，的確以60年代為分界線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1827-1846年76%的政治犯是貴族，1884-1890年平民知識分子的比重超過70%，貴族退到次要地位，占30·6%。[ 參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5卷，100頁。統計中的“散總不符”是常見現象，是因為有些人的身份是跨階層的，是重復計算的可能。]

到19世紀50-60年代宗教學校的學生面對的是已經衰落的東正教，他們不但對“黑暗的精神王國”發(fā)出質疑，對神學院的蒙昧氛圍具有激烈的反抗傾向，更加激發(fā)了他們按照俄國式的、極端主義的、虛無主義的方式去思考社會問題。他們憎恨歐洲文化，憎恨所謂自由競爭下的“虛偽平等”，憎恨貴族身份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說他們用虛假的“自由、理性與劊子手組成了一個三角同盟”，這些都是他們要鏟除的東西，既然貴族是一個喜歡“立法的階層”，而在我們看來，“法律不能填飽肚子”，于是我們“永遠也不會滿足這一奢侈的想法”。[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三聯書店1962年，156頁。]，我們要做的“不是在法律面前把下層階級從奴役中解放出來”，“全部問題在于不讓一個階級吸吮另一個階級的血”。[ 涅奇金娜：《蘇聯史》第2卷，第2分冊，三聯書店1959年，20頁。]赫爾岑說：“他們以感情的強烈、意志的堅決令人嘆服，不安的酵母從早年起就在他們身上涌動，它們的血管里流著沸騰的血，他們不把自己的生命當一回事，也不把別人的生命當一回事，自尊心達到了虛榮的程度，變成了對權力的渴望，對掌聲和榮譽的陶醉，另一方面他們又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羅馬式的英雄氣概”。[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65頁。]“他們并不喜歡自由，但是喜歡為它而斗爭，可以為解放出生入死，但永遠不會為保衛(wèi)自由鞠躬盡瘁”。[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510-5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