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索翁最后兩三年里他與普京“互相捧場”的來由。于是他的駕鶴仙逝也就在各方的高調追思和當局的盡心操辦下顯得十分風光，但是與他1970年代為之被驅逐的那些理想相比，今天的現實是輝煌還是尷尬？只有問他的在天之靈了。

分裂教派的“分裂”

顯然，像分裂教派這種“向后看的反專制”蘊藏著深刻而復雜的矛盾。他們理想中的貴族政治盡管在反專制時代能夠提供某種思想資源，畢竟與現代民主價值相去太遠。即便在傳統(tǒng)時代它也無法克服國家整合方面的困難。如前所述，世界上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都有很強大的，唯獨貴族林立的“中世紀狀態(tài)”盡管好像很溫情脈脈，但的確很難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從這點上講，普京“利用”了索翁，實際上卻與他主張的不是一回事，這恐怕也是勢在必然：普京的“民主倒退”可能會搞沙俄式的中央集權加上保留一些民主轉型成果，但如果要回到“尼康以前”，不僅普京不會干，俄共不會干，民主派也不可能同意的。至于說要抵制工業(yè)化、城市化等等，作為一種綠色思想資源應當有價值，但作為現實政策無疑也不可能。

分裂教派是如此，中國的儒家是否也類似？古儒反對“秦制”的思想資源在擺脫專制的近代化過程中應當起作用，但擺脫專制當然不是要回到“周制”，因此索翁面臨的悖論或許并非僅僅是俄國現象。

當然，分裂教派的內在“分裂”還有許多：分裂教派本來是抵制尼康的“希臘化”與彼得大帝的“西化”而打出文化保守主義旗幟的。但是在現代，反對專制的主要思想武器恰恰又是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于是分裂教派式的“向后看的反專制”、“反西化的反專制”在現實中就難免尷尬。俄國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傳統(tǒng)實際上是分裂教派的乳汁哺育的，但分裂教派本身恰恰主張的是極端的“保守”。分裂教派實際上極大地支持了俄國革命，但索爾仁尼琴恰恰又把革命看作是“西化”的罪惡。這就如當年大富翁莫羅佐夫把遺產都給了革命黨，但這場革命恰恰是沖著他的家族而來。事實上，俄國革命中分裂教派運動曾出現小高潮，諸如“莫羅堪教”、“圣靈第四國際”等分裂教會都活躍一時，從所謂“第四國際”的稱呼可以看出它與革命中的世俗激進派存在著互相影響，并且都敵視沙俄官方教會。但是很快，到了蘇俄時期新的“專政”就落到他們頭上，由于舊教不僅反對無神論，而且反對中央集權，它受到了比只反無神論卻不反中央集權的正統(tǒng)東正教更嚴厲的鎮(zhèn)壓。如果說在蘇俄時代正統(tǒng)東正教會雖被壓制，但還可以存在，那么自尼康以來頂著官方長期迫害延續(xù)了數百年的分裂教派，則在布爾什維克更殘酷的鎮(zhèn)壓下幾乎被消滅了。

從社會方面看，當年分裂派的社會基礎既包括傳統(tǒng)的大貴族波雅爾，也包括赤貧的流浪漢。而中央集權培育的俄國式“中間等級”軍功貴族（實際上的官僚）則是分裂教派最嚴厲的鎮(zhèn)壓者。這在巡回畫派大師蘇里科夫的名作《女貴族莫羅佐娃》[ 此畫與下文所述的《近衛(wèi)軍臨刑的早晨》均收藏于莫斯科特列奇雅科夫美術館。]中就表現得很清楚。莫羅佐娃是沙皇阿歷克塞·米哈依洛維奇時代的大波雅爾，少時守寡，擁有農奴八千人，以道德高尚、信仰虔誠、關心附庸、樂善好施而深得人心。她是狂熱的舊教徒，激烈反對沙皇的宗教改革，被沙皇親自下令逮捕，流放到遠離莫斯科的邊疆，但她仍然不屈，又被關入地牢，在饑寒交迫中死去。蘇里科夫把她視為圣徒，描繪她乘坐雪橇被押解赴流放地途經莫斯科時激動人心的情景：大群舊教信徒趕來送行，有人掩面悲泣，有人被她激勵。畫家尤其特別描繪了兩位赤貧追隨者，一位老嫗和一個乞丐。那乞丐舉兩個手指與莫羅佐娃共勉，(新教用三指劃十字，舊教用兩指，這手勢表明堅守舊教的決心)。悲哀者中也有身穿傳統(tǒng)袍子的大波雅爾貴族。而畫面左上角有一組喜笑顏開的新貴，他們是支持官方教會的軍功貴族。這幅名畫典型地反映了當時舊教徒社會構成的兩極化。

但是這樣尖銳反差的兩極化“基礎”不也意味著嚴重的矛盾嗎？實際上，與官方教會的“統(tǒng)一”相反，分裂教派并非一個整體，其內部也是“分裂”的。這也正是如今它的許多同情者不把它視為與“新教”呈二元對立的“舊教”、而寧愿沿用過去官方帶貶義的“分裂派”來總稱這一系列“異端”的原因。尤其是1905年開始“立憲”后沙俄逐漸接受了現代宗教寬容原則，不再嚴厲鎮(zhèn)壓舊教，同時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傳統(tǒng)危機、“世風日下”也使官方信仰變得五花八門，民間巫師式的“妖僧”拉斯普京居然得到沙皇寵幸，而感到西方“革命”思想威脅的一些權貴也開始對舊教“保守”傳統(tǒng)反對“西化”的特點產生好感，一些開明的教會還允許在講壇上宣傳舊教神學。這都使沙皇末期官方宗教與“舊教”的界限變得模糊。

在另一方面，1905年后舊教中的工商業(yè)者很多參加了斯托雷平時代主張改革但反對革命的商界政黨進步黨，另一些前激進知識分子對1905年革命的“過激”表示反思，他們組成“路標”派，熱衷于重光“傳統(tǒng)”、振興“國學”，很多人成為東正教神學家，號稱“尋神派”，其中許多人也宣傳分裂教派思想。政界的進步黨與思想界的“尋神派”都堅持非官方立場，但他們也拒絕當時的“西化”、“革命”乃至世俗化、現代性等潮流，后來流變?yōu)橐詣e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為代表的白俄“現代性批判”思想家。

而同時，分裂教派過去發(fā)起拉辛、普加喬夫式造反的傳統(tǒng)又被另一些派別繼承，如前述的“莫羅堪教”、“圣靈第四國際”等，他們積極參與了“革命”并且熱衷于暴力。

于是，近代的分裂教派便成了個各種異端思想的大雜燴，其中許多異端之間的對立甚至超過其與官方宗教的對立：比布爾什維克還“革命”的“圣靈第四國際”與比正統(tǒng)官僚還“反動”的御用“妖僧”拉斯普京的差別，豈是“新教舊教之別”所能比擬？這就無怪乎分裂教派中一些分支的同情者對另一些分支不但缺少同情，反而可能對鎮(zhèn)壓后者的人有更多的理解。

徘徊在“近衛(wèi)軍”與“彼得”之間

這一點在蘇里科夫的另一幅經典名畫《近衛(wèi)軍臨刑的早晨》中看得很清楚：這幅歷史畫中的近衛(wèi)軍與莫羅佐娃一樣是畫家心目中的殉道圣徒，當時彼得大帝搞移風易俗、全盤西化，厲行集權，窮兵黷武，雖然開始了“大國崛起”，但百姓苦于苛斂，傳統(tǒng)貴族與舊教徒的“民族自尊”更難忍受。于是當1698年彼得大帝秘密出訪時，他的普遍信仰舊教、來自民間、同情百姓疾苦的近衛(wèi)軍與一些貴族聯(lián)手趁機謀反。彼得大帝聞訊立即回國進行殘酷鎮(zhèn)壓，以在紅場上當眾斬首的方式，把這支他一手扶植的“親兵”隊伍幾乎全部殺光（1000人中殺了800多人），并且株連蔓抄，在全國展開了對不滿者的大清洗。蘇里科夫以主要畫幅來表現臨刑的近衛(wèi)軍大義凜然、寧死不屈，他們的代表、一個紅胡子近衛(wèi)軍怒視彼得大帝，其余人則與親屬悲壯訣別。他們的妻子、母親與兒女們悲痛欲絕，圍觀群眾對殉道者的同情與對鎮(zhèn)壓的不滿也溢于顏表，蘇里科夫還把自己女兒的形象——一個戴紅頭巾的可愛小女孩也畫在其中，其對近衛(wèi)軍的同情極為鮮明。而前來監(jiān)刑的彼得一世則偏在畫幅一側，在一群外國使節(jié)和軍人的簇擁下，顯示畫家對他“崇洋迷外”的不滿。

但另一方面，畫家筆下的這個彼得也氣宇軒昂，騎在馬上頗有俄國傳統(tǒng)中“三勇士”的氣概，一副真理在胸、充滿自信的“進步”改革家形象。他轉頭迎著紅胡子近衛(wèi)軍的目光，兩人炯炯對視，都是“正面人物”的樣子。顯然，蘇里科夫作為俄國啟蒙時代的“進步”畫家也深知“傳統(tǒng)”的弊病和變革的必要，他不可能贊成“近衛(wèi)軍”的所有主張。看來畫家的立場很尷尬：他徘徊在“近衛(wèi)軍”與“彼得”之間。

而這，也未嘗不是索爾仁尼琴本人的尷尬。甚至不僅是索爾仁尼琴，可以說，如果斯大林主義是當代的“尼康新教”，那么當時蘇聯(lián)的所有異端知識分子，包括索翁與薩哈羅夫、麥德維杰夫等人在內，都可以說是“分裂教派”的傳人。但是他們之間有如此大的不同，而就索爾仁尼琴自己來說其思想中也有如此多的矛盾。在俄羅斯一波三折坎坷崎嶇的轉軌之路上，可以說他們都徘徊在“近衛(wèi)軍”與“彼得”之間。索爾仁尼琴是“近衛(wèi)軍”的傳統(tǒng)傳人，他不滿彼得的“西化”，但他對據說同樣是“西化”的世俗民主同樣不感冒。如果“彼得”放棄“新教”，轉而帶領“近衛(wèi)軍”去討伐蘇里科夫筆下的“外國使節(jié)”，他還會反對嗎？而薩哈羅夫是“近衛(wèi)軍”反對派精神的傳人，但他是歡迎、至少不認為需要以斯拉夫主義來反對“西化”的，這方面他卻與“彼得”精神相通，如果彼得的“西化”不是以查理大帝式的專制粉碎“俄羅斯傳統(tǒng)”的波雅爾自治，而是以自由民主來取代“俄羅斯傳統(tǒng)”的獨裁（就像戈爾巴喬夫那樣），薩哈羅夫還會去當“近衛(wèi)軍”[ Медведев 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 М.,2002.с.100.]嗎？

同樣，索翁與薩哈羅夫等人的差別體現了“分裂教派多元性”在當代的延續(xù)。在面對“尼康新教”獨尊的時代，這種多元性并不妨礙他們持有大致相同的“近衛(wèi)軍”立場。但是在這種獨尊已不存在之后，他們的差異便凸顯出來，以至于發(fā)展到“近衛(wèi)軍”與“彼得”那種對立的程度也不是沒有可能！索爾仁尼琴已經去世了，他本人已不會再卷入其中，但這種對立的濫觴不能說與他無關。以至于蘇聯(lián)解體時，由于索爾仁尼琴的“離場”，導致“傳統(tǒng)反對派”的力量缺乏領軍人物而處于弱勢，在前體制下反對派力量的博弈決定了“后體制”的發(fā)展方向，劇變后俄國的后共產主義勢力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一統(tǒng)天下，新俄羅斯的轉軌戰(zhàn)略基本上是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指導下進行的。于是“國粹派”人士紛紛指責索爾仁尼琴，認為他一貫自詡是“背負著俄羅斯命運”，卻在國家劇變的關鍵時刻沒有發(fā)揮自己的作用，在俄羅斯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作為一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在關鍵時刻的“缺位”，直接影響到了新俄羅斯政治體制和經濟轉軌的定位。所以也有人說，其實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萬能的先知”，俄國的經濟轉軌實踐證明，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沒有先知”，索爾仁尼琴的作用，在破除舊體制過程中已經消耗殆盡，這已經足夠了。

索爾仁尼琴的一生充滿著“向后看的反專制”的悖論。但是，30多年前與他論戰(zhàn)的另外兩位當時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最后評價，在今天看來仍然基本上是成立的。當時麥德維杰夫說：“俄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有許多偉大的作家，他們有一種頑固的性格，他們堅持落后于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主張。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以及在人類社會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爾仁尼琴這樣不尋常的人物在世界文學中并不是少見的例外?！盵 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編：《蘇聯(lián)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選譯》，北京1980年，247頁。]

而薩哈羅夫的評價是：“盡管在我看來索爾仁尼琴的世界觀在某些方面是錯誤的，但在當代充滿悲劇的世界上，他不失為一個為捍衛(wèi)人類尊嚴而斗爭的巨人”。[ 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編：《蘇聯(lián)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選譯》，北京1980年，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