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的這部浩瀚的巨著就是想用他自己認為合適的表達方式，從多個角度重現滌蕩一切的歷史車輪的原貌。乍一看起來，他寫的像是小說，其實他寫的是歷史，是一部既是“大歷史”，也是個人化的“小歷史”的結合之作，他是把個人放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去描寫，比如對斯托雷平、對刺殺斯托雷平的博格羅夫、對古切科夫[ 古契科夫（1862-1936）十月黨的領袖，共濟會會員，二月革命后第一屆臨時政府陸海軍部長，十月革命后流亡。]、對克倫斯基、對列寧等人個人的描寫，對杜馬辯論場景的描寫，對二月革命的爆發(fā)都非常傳神。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卻無法拒絕這種“小說化歷史”場景再現的吸引人處。用老索自己的話說：“歷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決于個人的細枝末節(jié)，而這些細小的東西又經常為歷史所鮮知”。[ 索爾仁尼琴：《紅論》第1卷，江蘇文藝出版集團2009年，第2冊，659頁。]他的著作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當然前提條件是必須對那個時代的人和事非常熟悉，因為《紅輪》沒有提供任何注釋和人物介紹，而且翻譯的人名、地名不按照約定俗成的譯法，甚至一名多譯，經常要把這些人名先還原成俄語，在嘴里叨咕幾遍，才能恍然知道所說的是誰。至于非專業(yè)人士讀起來最大的困難在于，不知道每個出場的真實人物的歷史背景是什么。在這里，我并不是給《紅輪》寫書評，我在這一章里重點談的是其人其書背后的東西。

第二章的個案分析是高爾基。高爾基是蘇俄文學的泰斗，也可以稱作是蘇聯知識分子第一人，就是這樣一位聲名顯赫的人物，輿論在他生前與死后卻多次出現過截然相反的評價，對他的頌揚和抨擊都堪稱之最，因此在俄羅斯素有“大起大落的馬克西姆·高爾基”之稱。高爾基多次轉身，多次變臉，幅度之大難以想象。他從人道主義角度與列寧沖突，而后又從國家強權的角度與斯大林合作，很多人都提出這樣的問題，“高爾基這個十月革命‘異教徒’是怎么成了斯大林制度的維護者呢？”同是一個人，既是一個為被壓迫者抗爭吶喊的人道主義者，又是一個壓迫者的謀士和吹鼓手。高爾基可以說是一個同新制度斗爭但卻為斯大林體制效勞的矛盾體，不管他是真心實意的迷途、真心實意的悔過、真心實意的轉變態(tài)度，反正他從無產階級海燕、從不合時宜者變成了統(tǒng)治者蟒蛇餐桌上家兔的供應者。他一人身扮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他是“不明就里”地在思想上步入“迷途”呢，還是由于個人形而下考慮發(fā)生的轉變？一直以來破解“高爾基之謎”被認為是解惑蘇聯知識分子的一個難題。

正如斯大林所期盼的，高爾基在蘇聯文學界乃至整個蘇聯社會的威望無與倫比，只要高爾基順從了新政權，其他人則不在話下。知識分子與政府對抗的歷史由來已久，以至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終認為，知識分子是專制統(tǒng)治最大的威脅，是完全的天然的敵人，知識分子就是叛逆和異端的代名詞。有人提到‘知識分子’這個詞，尼古拉說，我對這個詞十分反感，應當命令科學院把這個詞從俄語詞典中勾掉”。[ 謝·尤·維特：《維特回憶錄》第1卷，新華出版社1983年，263頁。]可是從十月革命后，知識分子的定義發(fā)生了轉變，原來的“心靈反對派”變成了“一種膽怯、軟弱和易于妥協的人”的標簽。盧那察爾斯基把知識階層定義為“小資產階級”，布哈林認為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外的第三階層”，[ 鄭異凡：“蘇聯知識分子問題和布哈林的‘奇談怪論’”見《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7年，第2期。]當時“知識分子氣”更是一句罵人的話。[ 李可夫：《十月革命后知識分子的作用和任務》見《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1輯，人民出版社1984年，171-179、180-186頁。]從1924年、1927年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所作的兩個關于知識分子的報告中就把知識分子等同于“科學技術人員”、3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就變成“腦力勞動者、和受過教育的階層”，40-50年代以后又變成技術專家。這時人們稱呼的“知識分子”已經和俄羅斯傳統(tǒng)的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含義完全不同了。普京十分推崇的利哈喬夫院士曾經開了一張俄國歷史上的“不朽者名單”，里面沒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沒有特卡喬夫、沒有別林斯基、甚至沒有赫爾岑，更沒有列寧、斯大林，高爾基，但是卻有阿瓦庫姆，卻有高爾察克，自然也有別爾嘉耶夫，那么他是根據什么標準來篩選的呢？

第三章、第四章的內容主要是談別爾嘉耶夫等人的《路標》文集以及相關思想。我在1990年去莫斯科的時候看到過眾人爭搶購別爾嘉耶夫的書籍的局面，那場面之火爆，比文革中排隊購買《毛選》更勝一籌，當時的別爾嘉耶夫現象，成為知識界談論最多的人物之一。2003年8月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專門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先知歸來”歡迎儀式，以表示對“路標人”思想的重視和他們人格魅力的尊崇。這一章是針對我上面提到第九怪，馬克思主義者成了保守派；第十怪，被趕出國門的人再度熱起來的一個回應?；卮稹奥窐伺伞睘槭裁磿诙韲白呒t”？他們解答了俄羅斯人的那些困惑？以至于人們趨之若鶩地如同發(fā)現“先知教誨”一般地爭相閱讀。

1990年在蘇聯我托朋友也買到一本俄文版的《俄國共產主義起源及其含義》，在當時翻看的時候，我就不明白談俄國共產主義起源為什么不從馬克思主義傳播談起，不從工人運動談起，而是從宗教談起，從知識分子談起，從無政府主義和激進主義談起，從民粹主義談起，莫不成這些都與俄國共產主義有關？尤其是別爾嘉耶夫在書中反復強調，“只懂得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不了俄國共產主義根源的”，“要了解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弄清俄國革命的性質，就要搞清楚在俄國被稱作‘知識分子’的特殊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形成過程。在這一章里我將告訴大家，這樣一本薄薄的小冊子，為什么會在當今俄羅斯引起那么巨大的反應，成為思想界人士的必讀之物，因為它建立了一整套從深層思想史的角度來解答俄國制度演進大幅度擺動的“秋千現象”的“破譯”模式。

第五章、第六章是講貴族知識分子的產生與特點。其中第五章的書寫體例顯得有些偏離思想史，幾乎就是一個俄國貴族史的寫作架子，一大半的內容都在講與知識分子無關的內容。我為什么要費時費力的講清楚貴族兵制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就是在研究過程中發(fā)現，如果只局限在知識分子本身，局限在思想史本身，很多東西無法交代明白，貴族知識分子的特點與他們身份有密切的關系，而一旦從制度史的角度上去重新觀察，很多大惑不解的問題便會豁然開朗。我過去閱讀俄羅斯作品的時候，就一直挺奇怪，俄國的貴族的懺悔性、宗教性到底來自于何方？從來沒有聽說中國的地主剝削佃戶會為此懺悔，還有貴族知識分子到底該怎樣歸類？說他們是自由主義吧，不夠準確，說他們是古典保守主義吧，又不夠典型。以及為什么他們熱衷于司法改革、熱衷于政治改革，卻回避經濟改革？以至于使與他們對立的民主派從一開始就很鄙視“抽象的權利”和侈談“法律范圍內的自由”，認為“立憲的大餡餅，只會被資產階級的鯊魚吃掉”[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70-хгодов ⅩⅨ века.М-Л., 1965.с.199.]。

這種寫作安排似乎顯得有些冗長易沖淡主要的思想史線索，但我認為這并不是不重要的鋪墊，何況我想交待清楚社會結構的角力與思想分歧之間的關系也是有必要的。所以第五章主要是為了糾正傳統(tǒng)俄國史中的謬誤，只有把貴族兵制和與之相連的農奴制、土地制度和農民皇權主義這些問題講清楚了，只有從制度是上了解了俄國各等級形成過程，明白它們了之間的相互關系，貴族知識分子的特點才能夠順理成章的凸現出來。

第七、第八章是與前兩章貴族知識分子對應的講平民知識分子，對激進的平民知識分子出身和社會背景有一種全新的解讀。交代什么是“平民階層”，以及平民知識分子的宗教背景。談平民激進主義、反智主義的來源。列寧和別爾嘉耶夫在都承認“60年代人”與社會主義后繼者之間的關聯的前提下對他們有不同的評價。別爾嘉耶夫認為，特卡喬夫“比任何人都應被認為是列寧的先驅者”。[ 別爾嘉耶夫：《俄國思想的宗教闡釋》東方出版社1998年，70頁。]列寧對革命民主義者、民粹派的評價都很高，他說，“總有一天，歷史學家會系統(tǒng)地研究這種努力，并且考察出這種努力同20世紀前10年內被稱為‘布爾什維克主義’那種思潮的聯系”。[ 《列寧全集》第2版，第22卷，134頁。]由于“蘇聯王朝”與民主主義的繼承關系，列寧的思想自然也就成為了“圣旨型語錄”，因為列寧對別、車、杜、皮等平民知識分子的偏愛，他們的高大形象便從此樹立起來，在蘇聯國內對“刺猬型”知識分子的評價一直都是正面的。但是“路標派”對平民知識分子-民粹派-布爾什維克這一支系的歷史繼承關系的評價是非常負面的，他說，“功利的道德主義”在“俄國人心靈上的創(chuàng)傷是惡性的、感染的”，它們是民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先導，這個惡果甚至在130年后才得到了報應。而列寧則認為，這是一整套對民主派的惡毒誣蔑，要予以無情的打擊和堅決的鎮(zhèn)壓。在歷史沉淀了一個半世紀后，俄國經歷了兩次轉折之后，當“歷史之軀的謊言符號”紛紛抖落之后，我們今天該怎樣看待導致俄國歷史的“間斷性”的另一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