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共產黨或許是在不自覺的情形下，流露出這種驕傲的心態(tài)。1936年，美國左派青年作家斯諾（Edward Snow）獲準采訪剛完成長征壯舉的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而搶得堪稱20世紀最轟動的獨家新聞。其中有段對話，未曾在斯諾家喻戶曉的著作《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或譯為《紅星照耀中國》）中披露。斯諾問毛澤東，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的成功，能給世界帶來什么影響。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回答道：“中國革命是世界局勢的重大關鍵，它的成功是各國人民所衷心期盼的，尤其是殖民國家的苦難大眾?！?/p>

然而，只憑中國自比為“中央王國”的狹隘觀點來理解中國，恐怕只會抹煞中國往昔的豐富多元。中國人擁有豐富的傳統和悠久的歷史可供依循。他們的歷史有其他教訓可供參考。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之前的戰(zhàn)國時代，或者公元3世紀的三國時期，政治人物靠作戰(zhàn)與折沖樽俎的能力延續(xù)國祚。來自這些年代的教訓，聽起來仿佛由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所傳授的，關于如何在失序的世界里運籌帷幄般神奇。就算在統一的朝代，中國也不一定強盛。中國統治者或可宣稱秉承天命一統江山，但多數時候他們也清楚事實不是如此，知道其他統治者并未臣服于中國皇帝。有時候，中國也會遭到自己所庇護民族的侵擾，天朝因而被迫向強盛的邊疆領袖談和立約。這時便輪到天朝向異邦學習。誠如20世紀80年代末收視率很高的中國紀錄片《河殤》所敘述的，中國人總是面臨內向凝視自己和外向擁抱世界之間的抉擇。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統治者試圖解決與外國列強間的問題，同樣的抉擇又三番兩次出現在眼前：為求自保，中國是否應該與列強打交道，并操弄糾結纏繞的國際關系，還是應該自立自強，并盡可能與世隔絕？幾個世紀以來，美國也有面對此類抉擇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這類問題的抉擇上，顯現了內向和外求的尖銳關系。盡管因外部世界掠奪而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怒火，是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緣起，它的靈感啟發(fā)卻得自外來的意識形態(tài)。一方面，對中國共產黨人而言，一如對其他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昔日飽受外國列強屈辱的歷史，錐心刺骨、歷歷在目。在基辛格前兩次的中國行中，周恩來的對話反復提及美國曾經施加給中國的傷害。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也了解中國需要盟邦和國際友誼。1949年之后，中國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與蘇聯訂約，至少從1950年起，中國即積極參與國際性組織，從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到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組織，都可以看到中國的身影。到了1972年，毛澤東下定決心建立全新的友誼關系。

2月那天午后，周恩來帶著毛澤東的指示前往釣魚臺，基辛格仍保有“幾分鎮(zhèn)定”（至少他的回憶錄宣稱如此），并詢問周恩來幾個關于當天晚宴的小細節(jié)。其實，這則消息令人雀躍無比，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松了一口氣。洛德回想起他們當時的反應：“這將對世界和中國人民傳達一個清楚的訊息，即毛澤東個人支持這次訪問，以及這件事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這顯然是則好消息，盡管這是較不正統的自由世界領導人的接觸。”美國的保守派，早就對這趟中國行心生不快，中國人假使再羞辱他們的總統，更會讓保守派人士怒火中燒，他們也會因而譴責尼克松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