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的美國對華政策可借用美國國防部長佛洛斯特的一句“我們沒有政策”（we have no policy）來概括。a1947 年就在美國不可能大規(guī)模軍援中國，也不可能撒手不管的情況下，最后以有限援助的策略來進行。盡管1948 年缺乏明確的對華政策，可是杜魯門政府面對中國的問題仍舊面臨四個重要的變項：

（一）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受到它的全球政策和觀點制約的，其中最突出的年代是1948 年。由于1948 年4 月的柏林危機，引起西方世界產生二種憂慮：一是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世界正在分裂成兩大涇渭分明的集團，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另一方則是以蘇聯(lián)為首的共產主義集團；二是人們愈來愈害怕兩個集團間將發(fā)生戰(zhàn)爭。上述的憂慮代表著美國要把國家大量資源用來重整軍備，并要在遙遠的地區(qū)建立許多新軍事基地，且要廣泛承擔一系列軍事和經濟義務。盡管在反共斗爭中，美國不可能找到比中國更為堅定的盟友，但是當

時的重歐輕亞，重日輕華的局勢，卻使美國對中國的支持受到了限制。

（二）強大的國會壓力：在1948 年，美國國內政治生態(tài)產生重大的變化。共和黨十四年來首次在參眾兩院中擁有多數席次。而以共和黨的保守人士，例如周以德（Walter H. Judd）、布里杰斯（Styles Bridges）、諾蘭（William ）以及眾議院議長馬丁（Joseph W. Martin）等等，形成了一股強大的中國游說力量，要求美國政府應該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c 由于杜魯門總統(tǒng)與此屆國會（第八十屆）的互動并不融洽，所以他為了爭取國會支持行政部門的援歐計劃，則必須更謹慎回應共和黨國會領袖的援華訴求。

（三）1948 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如前所言，杜魯門政府是內政重于外交；歐洲重于亞洲。而亞洲中的中國問題，只是外交政策的次要部分。但由于冷戰(zhàn)的崛起，使得外交議題逐漸為美國民眾所關心。基本上，總統(tǒng)與國會對于蘇聯(lián)共產主義擴張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而唯一有差異性的就是中國問題，此遂成為共和黨準備對付杜魯門的議題。1948 年，代表共和黨角逐總統(tǒng)的紐約州長杜威（Thomas Dewey），曾在1947 年11 月24 日的演說中，要求杜魯門協(xié)助中國對抗共產主義。他指責杜魯門的中國政策，破壞了從羅斯福時代以來即存在的兩黨外交政策，也違反了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政策。這一股主張援華的訴求，一直延續(xù)到1948 年的總統(tǒng)大選年依舊方興未艾。共和黨人紛紛譴責民主黨的亞洲策略，將會導致整個亞洲淪入鐵幕之中。他們認為一旦中國赤化，勢必危及到日本與全亞洲地區(qū)。為此，共和黨乃提出大量援助國民政府的主張。

（四）中國局勢的惡化：國共在歷經1947 年的激戰(zhàn)之后，彼此情勢逆轉，國民政府在軍事方面已顯露諸多敗相。例如，中共在東北以及西北地區(qū)，已數次取得重大勝利，同時社會上也出現許多反國民政府的動亂事件。此時先后有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及魏德邁力主軍援國府。這些均與國務院的意見不同，也造成美國政府必須有所因應。

就在上述的背景下，盡管在1948 年初，杜魯門政府即不對國民政府抱持著希望。但是杜魯門政府還是在4 月初與國會妥協(xié)，通過了一項援華的法案，以換取國會對馬歇爾計劃的支持。但其實在杜魯門的認知中，只有中國自己才能自救，而美國并不準備直接承擔起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