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社會問題通過媒體直接反映到中央政府機關，也能夠進入政策設計過程。這類現(xiàn)象，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日益增多。也就是說，過去完全依賴上下信息互動提出政策問題，并啟動政策設計過程的體制，正在受到沖政策過程日益變得平面化了。

實際的政策設計過程，往往是以上四個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在救災救濟司工作期間，幾乎每天都要接到一個或幾個國務院乃至黨中央領導的批示，這是我所工作過的其他業(yè)務司局所不可比擬的。要很好地處理這些批示，司長就要向主管副部長、部長報告，同時，也要和

主管的副司長，特別是業(yè)務處長來討論，最后形成明確的政策意見，有的辦理結果還要向國務院做出專題報告。如前文提到的救災標準提高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2002 年以前，救災的標準相當?shù)?。當時恢復重建每間農戶的房子中央財政補貼的標準是65 元，這個標準，還要由救災救濟司內部來掌握。于是，就出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每逢大災，地方就要拼命地多報災害損失的數(shù)字，而中央部門則要努力地發(fā)現(xiàn)地方的漏洞并指出其謊報數(shù)據(jù)的行為。這種現(xiàn)象，好像各個朝代都有，人們也都習以為常。國務院的領導多次批示要求解決這樣的弊端。2002 年，救災救濟司和財政部社會保障司商定，提高救災標準，每間倒房的中央財政補貼達到300 元。此后，陜西渭河發(fā)生洪澇災害，結果地方反映這樣的標準太低，恢復重建還是有問題。

這以后，為了救災標準的提升，我們就開始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研究。當時，專家學者列舉了許多國家的救災標準，其中最令人吃驚的是，印度的倒房重建標準的財政補貼折合人民幣1800 元。專家的參與使行政機關開闊了眼界，從而也為災害管理體制健全提供了合理的依據(jù)。最終，通過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倒房的重建標準提升到每間1500 元，同時，由于信息技術的逐步發(fā)展，救災管理的規(guī)范化也在發(fā)展，倒房數(shù)量的上報也得到較為可靠的統(tǒng)計。2008 年初南方低溫雨雪冰凍災害，每個困難戶的中央財政恢復重建救濟標準達到5000 元。

這是各類要素綜合作用結果的案例。另一個案例則是學者對行政機關決策的影響。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國際的研究一般還是接軌的，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災害管理的研究。比如，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的馬宗晉院士，早在20 世紀90 年代就主持研究中國自然災害的戰(zhàn)略研究，并設計出了許多系統(tǒng)的應對方案。在推進中國災害管理體制完善的過程中，他們的結論對行政工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國家減災中心的建設，就是專家意見轉化為行政機關決策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