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國共產(chǎn)黨在遵義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博古、劉少奇、陳云、鄧發(fā)、凱豐等及各軍團的司令員、政委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chǎn)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會議。在會上，張聞天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都作了旗幟鮮明的發(fā)言，同“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進行了堅決斗爭。會議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進行了總結，分析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軍事領導上所犯的一系列的根本性質的錯誤，徹底否定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

會議選舉了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后來，又決定了張聞天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三人小組，指揮軍事。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中國共產(chǎn)黨才能夠在長征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骨干，并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的陰謀，到達陜北，勝利地結束了長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遵義會議決定繼續(xù)北上抗日。中央紅軍在遵義附近集結主力，近兩個月中，巧妙地四渡赤水，擺脫了優(yōu)勢敵軍的圍追堵截，擊潰許多國民黨的“追剿”部隊。中央紅軍隨即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敵軍紛至貴陽時，紅軍旋即向云南突進，繞道川康邊境進入四川，翻越終年積雪的大雪山后，和原由鄂豫皖撤至四川的紅四方面軍會合于懋功。黨中央先后召開兩河口（懋功北部）、毛兒蓋（地名，在四川松潘附近）會議，決定關于北上抗日問題，黨中央反對了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的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張國燾由于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主張向西康方面退卻，這是十足的逃跑主義。黨中央則堅決主張北上到抗日的最前線，迎接革命高潮，為民族解放而斗爭。結果黨中央的正確主張取得了勝利。紅軍組成左右兩路軍通過渺無人煙的水草地。右路軍到達巴西、左路軍到達阿壩后，張國燾電令前敵總指揮部政委陳昌浩：“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發(fā)現(xiàn)了這份電報，立即向毛澤東報告。

黨中央當晚在巴西召開了緊急會議，采取果斷措施，連夜率右路軍組成陜甘支隊北上。張國燾則違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領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的左路軍，南下至西康甘孜一帶，并且公開進行反黨反中央的背叛活動，非法地組織了另一個“中央”，破壞黨和紅軍的統(tǒng)一，使紅四方面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而中央紅軍則經(jīng)過甘陜境內的殘酷戰(zhàn)斗之后，于1935年10月，勝利地到達陜北革命根據(jù)地，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紅軍北上抗日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這一個勝利的長征，經(jīng)歷了人類想象以外的艱難困苦。地面有國民黨軍及地方軍閥部隊的圍追堵截，天空又有敵機轟炸。蔣介石想要在長征途中把紅軍全部消滅，但中央紅軍一路上擊潰了國民黨軍410個團和無數(shù)的土匪和地主武裝，占領過54個城市，征途上披荊斬棘，所向無敵。

紅軍除了與敵軍武裝斗爭外，還要與山川的險惡、糧食的匱乏（有時不得不吃草根和皮帶）以及傷病的折磨作斗爭。兩次沖過烏江天險，巧計奪取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過天氣嚴寒空氣稀薄的雪山，走出荒漠無際的大草地，突破天險臘子口……中央紅軍戰(zhàn)勝了這一切困難，跋涉11省，歷時一年，終于實現(xiàn)了空前的戰(zhàn)略大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