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平等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價值預設，而不是人們要去追求的目標，就好像現(xiàn)代國家作為一部精良的裝置，平等就是設定在裝置中的危險程序，它時刻擾亂裝置運行的穩(wěn)定性，如果不是在宗教或者共產(chǎn)主義的系統(tǒng)內(nèi)來觀察，那么平等就是現(xiàn)代政治建制及其統(tǒng)治合法性的一個漏洞。而這個漏洞，或者說這個可疑的類似病毒的程序作為前提，會使不平等得到更為深廣的辨識與理解。

差異原則中的再生性平等

就18世紀的啟蒙邏輯而言，思想家們只是解決了一種縱向意義上的平等，即貫穿在人身上的自然秩序包括性別秩序，來強調(diào)自由與原始放任的區(qū)別。自由與限制相關，是通過將自然秩序轉換成道德秩序而實現(xiàn)的。再者，除了歷史的維度之外，啟蒙邏輯還在個人與主權的縱向關系中規(guī)范了共同體的自由。

從人的本來面目——如盧梭描述的渾然天成的自由狀態(tài)，無法推導出一個自然而然的性別狀態(tài)。按照盧梭的邏輯，如果自然狀態(tài)中并不存在強者的權力，也不存在弱者的反抗，那么也就無所謂平等與否，平等恰恰是與政治社會一同誕生的，內(nèi)在于統(tǒng)治正當性邏輯的一個反題。因此，在同等享有權利的現(xiàn)代政治平等的陳述之外，女權平等是作為被遮蔽的問題而出現(xiàn)的，即：平等者的共同體為什么實際上是擺脫父權的兒子—兄弟的共同體？女兒—姐妹的位置到底是自然給定的，還是應該處在一個人為的政治狀態(tài)中并在其中被塑造？

“自然狀態(tài)”一詞之于盧梭，最為關鍵的是保留獨立人格，并且針對政治性以及社會聯(lián)合而言，這種獨立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列奧－斯特勞斯認為，“自然狀態(tài)”在盧梭那里，更多的是一種有關自由的“積極標準”，這也正是盧梭與其他18世紀的契約論者的區(qū)別所在，霍布斯與洛克的“自然”或“自然權利”是政治規(guī)則演繹的前提與基礎，而盧梭則以“共同意志”取代自然法。政治哲學史家謝爾登·沃林（Sheldon S.Wolin）認為，這個“共同意志”盡管極度抽象，但為了避免主觀性的并不自然的個人判斷，“共同意志”旨在取得普遍的利益，這樣一來，“共同意志”其實是在模仿自然的支配作用。②因此，遵循沃林的解釋理路，我們發(fā)現(xiàn)盧梭為了避免他深惡痛絕的不平等，企圖以“共同意志”的一般化來取代特殊性的差異化，這種無差異性類似于原始狀態(tài)的混沌無知，并將自由轉運到共同體成員與共同體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或者說，平等就是強意義上的自由，是人基于天性所發(fā)明的一種新生事物。

盡管列奧－斯特勞斯與沃林都準確地捕捉到了“共同意志”這詭異的自由屬性，但是他們似乎都遺漏了“意志”。沃林所言的“模仿自然”，而不是自然法演繹，更像是盧梭有違理性主義的慣常軌道，將“意志”這一危險的事物縫合在政治理想之中，而不是以規(guī)則體系來降伏它。意志是近乎生命本能的存在，這比自然權利更加自然的生命屬性，是哲學經(jīng)常避諱的不祥之物，但人類的政治生活卻常常與它照面，且必須與之照面。盧梭與之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更為復雜與豐富的地方也在于此，不僅其“自然”概念最早開啟了現(xiàn)代性問題，而且就政治理論而言，“共同意志”更像一個先知的預言，將某種無限的眷望帶入政治生活之中，由此想象力與即將來臨的事物超越了霍布斯的政治體系，為歷史終結說劃下了一道口子。

更多的時候人們用公共理性來取消意志所攜帶的任意性，并將意志這極端個人化的因素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而人們之所以能夠共同生活，那是因為在此之前達成了一些共識。“共識”（common sense）顯然比盧梭的“共同意志”更簡明，就啟蒙以來的人道主義思想被廣泛接受而言，“共識”作為人類共同體得以維系的基礎性標準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