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韋伯就任弗萊堡大學教職時，德國已經進入了后俾斯麥時代，他在此時發(fā)表的著名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既是他正式委身于學術之業(yè)的突出標志，同時也可以看作他開始參與政治的一項個人宣言。實際上，這個演說最引人矚目的地方，主要并不是陳述韋伯的學術抱負，而是宣示了一種“理性”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強烈情感，尤其是面對德國的現(xiàn)狀及其預兆不祥的未來所必須采取的秩序重構與政治行動設想，盡管這里的某些觀點還顯得比較粗糙，但后來不斷系統(tǒng)化的理論思考和許多重大政治方略大致都可以追溯至此，簡言之，這個“演說基本上是在闡發(fā)他的政治規(guī)劃”（第38頁），他敏銳地意識到，德國如何走向未來，已經沒有太多可供選擇的余地，也沒有太多可供懸而不決的時間了。他在演說中反復強調，他這一代人的任務絕不是賣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幸福主義小市民理想，而是如何在現(xiàn)代性條件下正視國家意志與個人自由的張力問題，因為它直接決定著每一個德國人能否活得像個人樣，從而凝聚成一個配得上偉大民族稱號的共同體，承擔起“在歷史面前的責任”。毋庸贅言，這意味著必須從政治上尋找出路，不唯理論上如此，現(xiàn)實的經驗世界更是如此。

按照韋伯的定義，從根本上看，政治就在于追求權力或者謀求對權力的影響力。不謀求權力的政治，僅僅存在于烏托邦那里或者無政府主義者的幻覺中，不足為訓；而權力的經營，無論是古希臘政治學意義上的道德化經營還是現(xiàn)代性政治條件下的技術化經營，對于實現(xiàn)預期的價值目標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偲饋碚f，韋伯認為權力的特殊性質及其不間斷在場使政治成了一個高度獨立的領域，亦即操作邏輯、經驗系統(tǒng)和倫理規(guī)范的高度獨立性，而現(xiàn)代政治更其如此?！霸陧f伯看來，為權力而斗爭，不僅是人類政治組織的基本要素，也是全部文化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保ǖ?3頁）這樣的政治觀，最終在《以政治為業(yè)》這個著名演講中導出了一個事實陳述性質的結論，即現(xiàn)代政治需要職業(yè)政治家，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必須滿足一個核心要求——不斷訓練和篩選出這樣的政治家并有利于他們脫穎而出、登上政治舞臺以承擔責任。這不光是一個泛泛的理論設想，更是德國現(xiàn)實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