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關塔那摩的拘留犯們對未知充滿了恐懼，而我又恰巧是能給他們帶來可靠回復的人，所以我才跟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系，獲得了他們的信任，變成了他們的密友，這對收獲情報可是大有益處。但這跟測謊儀有什么關系呢？

我認識到他們害怕測謊儀會告訴我他們在撒謊。哈哈，所以即使我對測謊儀沒信心，也可以充分利用他們對測謊儀的恐懼來展開工作。

通常我會說：如果你不想上那臺機器，能檢測到呼吸、心跳等所有你說謊時無法自控的東西的機器，我就不做這個安排，但你得告訴我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有些人可能認為我的方式算一種威逼。但我所認為威逼的定義是利用物理暴力手段迫使人做不想做的事情，顯然，在此并不適用。

就像作為政府雇員，我也被要求做測謊儀測試一樣，給拘留犯進行測謊儀測試只是審訊員測試真實度的正常程序。他們對機器的恐慌跟我無關，盡管可以為我所用。

進行測謊儀測試時，你只需按要求回答是或不是即可，所以如果你打算撒謊，最好祈禱問題措辭模糊吧。

比如，“你有任何對外交往嗎？”要求測試該問題的個人或機構是想知道外國政府有沒有雇用你獲取美國信息。對這類問題，我會答沒有。但問題模棱兩可，誰知道“對外交往”到底是啥意思？要是我回答了沒有，結果卻在想我那些外國朋友，那皮質醇就會擴散，結果測謊儀很快就會識別出我在說謊。

當然這有點夸張，因為我相信測謊儀是存在誤差的。跟肢體語言專家一樣，測謊儀也會用基線來判斷你，同時還要測試由此帶來的壓力。但是，如果我太過專注于想我的外國友人，擔心答案會流露欺騙，反而會在神情動作上被視為就是在撒謊。

這跟我在第一章談到的狀況是一回事，當時我解釋了解讀肢體語言的老方法帶來的問題。不能只因為某人陳述時聳了聳肩說她不知道留在柜臺上的錢到底怎么了，就判斷她說的不是實話、她一定知道錢的去向。

此時她的腦海中可能正有其他事，比如銀行賬戶顯示數(shù)額少了，支票被拒付等。這種情況下，測謊儀和測謊操作師怎么來區(qū)分特定環(huán)境帶來的壓力和因說謊而產(chǎn)生的壓力呢？顯然區(qū)別不了。這也是為什么我更相信人在識別欺騙方面要勝于機器的原因。

只有人能尋找多處破綻和分析判斷壓力指數(shù)，從有破綻的對話中探究真相。一般測謊操作師在提問上都有預定流程，大多數(shù)人都不會在發(fā)現(xiàn)壓力指數(shù)改變或異常時，采取一個新的提問路線。最后，我們還是不得不依靠人來深究為什么會有壓力存在。

此外，訓練有素的肢體語言專家在沒測謊儀的情況下，也能看見壓力的生理反應，諸如臉紅、冒汗、臉色蒼白、血管膨脹、產(chǎn)生口痰、難以吞咽、眼球速轉……人類“測謊儀”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分析人不撒謊時的正?；€行為，進而判斷他們在談話中是否有破綻出現(xiàn)。

同樣，我們還能學習研究整個身體，從頭到腳的微表情、動作、姿勢，同時進行供詞分析。而這些，測謊儀都不一定能勝任。但為什么在法院還要使用測謊儀，而不是人呢？可能是因為人們更愿意信任機器而非人類吧。

亨利普特南大學的一名博士研究生給我提交了一個案例分析，他允許我在此書中提到測謊儀測謊的不精確性時分享他的故事，不過出于保密考慮，涉及的日期、時間、姓名和環(huán)境我都做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