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獨立完備隊第二大隊第二中隊中隊長川上精一大尉回憶，1931年9月14日，撫順守備隊隊長臨時警備會議上，“當會議將結束時，大家轉換話題，相互交談起來。因為有的人問中村事件的答復期限是什么時候，我就此指出，第一回調查以失敗告終，第二回已奉命出發(fā)，陸軍也持非常強硬態(tài)度。這次按照中國方面報紙所載，第二回調查員將在九月十五、六日回到奉天。對此，陸軍當局業(yè)已考慮了在各種場合如何應對的問題。因此，如果十五日返奉，十六日中國必須做出答復。據(jù)我想象，日本方面如不滿意，必將在十七日左右做出實力解決。所以我認為十七、十八兩天，關于當前的中村事件，必有熱鬧好瞧?！?/p>

與日軍佐官們這樣“下克上”的行動同時并行著的，是中日正常的邦交活動。中國新任的駐日公使蔣作賓，當時正在經(jīng)沈陽到朝鮮，準備到日本東京赴任。他9月16日晨6時抵達沈陽，9月17日晚10時55分從沈陽登上列車（17日中午還到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那里赴宴，“席間頗盡歡好”），9月18日晨6時才到達鴨綠江邊的邊境城市安東，中午2時到達了平壤。當他于9月22日晨7時船抵日本下關，以外交官身份踏上日本的國土時，那場驚天事變都已塵埃落定了。若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等有能力提前一天動手，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身處沈陽，或會在事變中遇難或受阻，這將成為世界外交史上罕有的丑聞——雖然日軍開始了侵略，但是中日仍保持正常的外交關系，蔣作賓當年10月5日繼續(xù)按正常外交禮儀坐“禮車”到日本皇宮，入正殿向日本天皇“呈遞國書，頌詞、答詞”，且按照了禮儀“又入另一殿謁見皇后，談論家事及風景氣候等”。10月10日，他還赴日本播磨造船廠，出席了向日本訂購的“寧?！碧柕南滤涠Y。

蔣作賓躲過了一劫，他離開沈陽沒過幾個小時，帶著“阻止事變”任務的建川美次到達了沈陽。而建川美次踏上沈陽土地的1931年9月18日，終于成為了載入史冊的一天。震驚了世界的事變，最終以“九一八事變”的名稱，聞名于天下。

九一八事變當中訪問沈陽的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一課課長守島伍郎，曾這樣回憶說:“（關東軍司令官）本莊完全像被關在禁閉室里，三宅（參謀長）又沒有統(tǒng)制部下的能力，致使板垣、石原、花谷占據(jù)了主導地位?！?/p>

“占據(jù)主導地位”的這三個日本關東軍少壯派軍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在日本政府、日本軍部都沒有予以同意的狀況下，擅自策劃與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以佐官的身份就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建川美次的同事，也是1931年8月剛任參謀本部作戰(zhàn)課課長的今村均，在《自述：一個軍人六十年的哀歡》中回憶說，9月22日，建川美次從中國返回東京后即一再強調：

王輔先生的著作《日軍侵華戰(zhàn)爭》（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里的《“九?一八事變”之前前后后》章節(jié)，記敘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下克上”計劃的實施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