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的母親艾琳（Aline Chazal），顯然受到了母親弗勞拉的女性主義及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她與高更的父親克勞維（Clovis Gauguin）的戀愛與結婚都印證著兩個家族的革命血統(tǒng)與自我放逐的傳承。

高更的父親克勞維，是法國十九世紀《民族報》（Le National）的政治記者，許多數據中都顯示著這名記者的反威權與正直不阿的個性，他在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政治變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爆發(fā)工人革命，走上街頭的工人抨擊政府任意關閉工廠，致使工人失業(yè)，生活無以為繼。

工人的街頭運動遭到鎮(zhèn)壓，保守的執(zhí)政黨重新選舉總統(tǒng)，以不法手段推舉路易·拿破侖（Louis Napoleon）為總統(tǒng)，高更的父親克勞維當時擔任報紙的總編輯職務，不斷抨擊獨裁政權非法的攬權與濫權。

路易·拿破侖在總統(tǒng)的職位上企圖發(fā)動政變，改變憲法、恢復帝制，高更的父親克勞維在報紙社論上揭發(fā)路易·拿破侖稱帝的野心，因此遭受巨大壓力與迫害。

一八五一年，克勞維帶著妻子和剛三歲的兒子、四歲的女兒遠渡秘魯，試圖逃過政治迫害，也希望在秘魯繼續(xù)辦報，鼓吹革命，抨擊獨裁者。

克勞維的理想無法完成，他在遠渡秘魯的路上染患重病，在穿渡麥哲倫海峽時血管瘤破裂，不治而亡，留下妻兒，埋葬在異鄉(xiāng)的法明那港。

路易·拿破侖一一掃除異己，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發(fā)動政變成功，恢復帝制，自稱拿破侖三世。

克勞維對抗威權獨裁的悲劇結局或許只是這個革命血統(tǒng)的家族許多不凡的故事之一。

而童年的高更卻因為父親政治上的被迫害與自我放逐，在南美的秘魯度過了他最早的童年。

三歲到六歲以前，高更都住在秘魯的首都利馬。

他的母系世代都是西班牙派駐秘魯的殖民官員，秘魯雖然已經獨立，但是舊的殖民勢力仍然在地方上擁有權力與財富。

高更說他有超凡的“視覺記憶”。

在晚年的回憶中，他具體地描述著在秘魯度過的童年時光的點點滴滴。

我記得總統(tǒng)的紀念堂，記得教堂的圓頂，圓頂是整塊木頭制作的。

我的眼前還有黑種土著少女，她總是依照慣例，帶一張小地毯，用來讓我們在教堂跪在上面祈禱。

我還記得洗熨衣服的中國仆人。

高更的童年回憶是視覺里消除不掉的畫面。童年的畫面只是一幅一幅圖像，沒有標題，也沒有說明，但或許比所有的文字書寫都更具體真實。

他的童年視覺記憶里也包括美貌的有西班牙貴族血統(tǒng)的母親：

正如一個西班牙貴族夫人，母親個性暴烈……最愉快的事是看著她穿著民俗服裝，臉上半遮掩著織花面紗，絲綢織花遮住一半臉龐，另一只眼睛露在面紗外，那么溫柔又傲慢的眼睛，那么清純又那么嫵媚。

高更在一八九〇年憑借回憶畫了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畫像，或許，那段流亡異鄉(xiāng)的歲月是高更永遠忘不了的美好記憶。父親不幸在政治迫害中流亡，自我放逐，高更卻獲得了放逐中最大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