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和“逼蔣抗日”口號的感召下，由于全國抗日救亡高潮的推動，在廣大東北軍、西北軍愛國官兵的支持下，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拘捕了正在西安督師“剿共”的蔣介石一行，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fā)生，使南京國民黨內(nèi)部業(yè)已形成的左派、中間派和親日派因各自的利害和出發(fā)點不同，迅速分化為以何應欽為首，有戴季陶、吳稚暉、居正等為骨干的“討伐派”。這一派的支持者是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派是以宋美齡、孔祥熙為首，而得到馮玉祥等人支持的和平解決派。這一派的后臺是英美帝國主義。

事變發(fā)生的當天清晨，何應欽是南京國民黨要人中最早得到消息的人之一。這猶如霹靂般的突然巨變，曾使他驚恐。但震蕩的沖擊波過后，他便派人請來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吳稚暉和軍政部次長熊斌，在他家中分析形勢，商討對策。就在這非正式的碰頭會上，何應欽已定下了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基調(diào)，同時分派人進行游說和采取應急措施。

何應欽所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以“真相不明”為理由，對馮玉祥等可能同情張、楊的人和尚不知情的要員們暫時封鎖消息。第二個步驟便是以“軍事需要”為詞，嚴格新聞檢查，切斷南京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使西北的報紙和張、楊的宣言到不了南京。

當晚，何應欽在家中召開碰頭會。他沒有請馮玉祥到會，但馮氣沖沖地不請自來。何應欽以少有的激動，訴說張、楊的“叛跡”，主張討伐，以維黨紀國法。李烈鈞率先反對訴諸武力，認為當務之急是保證蔣委員長的安全。戴季陶、葉楚傖、朱培德發(fā)言支持何應欽，而陳璧君、陳公博卻出人意料地支持李烈鈞。在談到軍隊調(diào)動指揮權(quán)的時候，有主張歸何應欽的，有推程潛的，有說馮玉祥的。何應欽自度身為軍事委員會五常委之一兼軍政部長，非他莫屬，但緘口不語。戴季陶早與何應欽有所默契，力主軍事應歸何應欽，不讓人們再爭議。早已怒火中燒的馮玉祥，站起身來頂撞戴季陶道：“不成，參謀總長是軍令機關(guān)，而軍事委員會尚有辦公廳主任！”下面的話他咽下去了。但與會者都明白，馮玉祥的話外音是除了參謀總長程潛和辦公廳主任朱培德外，尚有我副委員長，豈能輪到何應欽！戴季陶不甘示弱，與馮唇槍舌戰(zhàn)。何應欽正襟危坐，任馮、戴吵了一個多鐘頭。最后，有人提出這是碰頭閑談，不算數(shù)，應速到中央黨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才是。

在中央黨部會上，何應欽才叫人們傳閱了張、楊通電的全文。這一下，給和平解決派提供了依據(jù)。因為張、楊的八大主張說得十分明白，扣蔣是為了抗日，而且保證蔣介石的安全。眼下需緊急討論的該是如何答復張、楊的八大主張，怎么能討論加兵西安？何應欽卻咬定張、楊劫持最高統(tǒng)帥，目無黨紀國法，形同叛逆，不討伐便不足以張法紀。幾乎不等反對者把意見陳述完畢，何應欽就將別人的話頭打斷。會議從12日深夜12時一直開到13日凌晨3時，誰也拿不出一套既可扭轉(zhuǎn)時局，救蔣脫險，又能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的方案。最后，由于何應欽等操縱了會議，初步?jīng)Q定：張學良撤職查辦，軍隊歸何應欽調(diào)遣。會后，何應欽又催促立即以國民政府名義，發(fā)出對張學良的褫職嚴辦令。一夜之間，何應欽儼然成了南京政府的軸心。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駐洛陽的中央軍師長樊松甫即調(diào)集兵力集中潼關(guān)，對西警戒，并電告何應欽、孔祥熙?？紫槲醍敿措娏罘筛Γ車谄洹巴诪椴贾?，星速應援”?？紫槲醯綔痪?，便摸透了英、美兩國駐華大使的態(tài)度。由于日本對中國得寸進尺的侵略，已經(jīng)直接侵犯了英美集團的在華權(quán)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