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體就是“良知”，且“良知即天理”，所以他才能從“心即理”的角度來進一步發(fā)展“知行合一”說，并且認為，最終還得靠“致良知”去“窮理”。

所以，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寫道：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

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于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

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悵悵然求明于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厘千里之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王陽明指出，如果“盡良知”，“知行”就可以“合一”。在他看來，《書經(jīng)》（即《尚書》，“五經(jīng)”之一）中所說的“致知”就是指“致良知”?！爸轮敝械摹爸笔侵笇Α笆欠恰毕忍煨缘呐袛?，也即他所理解的“良知”。要想讓“知”達到極致，就必須通過實踐，故“知行”是“合一”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儒根據(jù)《書經(jīng)》中的“知之不難，行之不易”和《大學》中的“知至”，而得出了“知行二分說”。但王陽明得出的卻是“知行合一”說。盡管王陽明與宋儒所根據(jù)的是同一經(jīng)典，可得出的結論卻正好相反。

嘉靖三年（1524年），王陽明作《書朱守諧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

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栉从兄?，何以能行乎？”

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p>

今執(zhí)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

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