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曾國藩與洪秀全的爭斗，很大程度上是民心的爭奪。誰獲得廣大百姓的支持，誰就可以得到勝利。太平軍從廣西出發(fā)，經(jīng)過湖南、湖北打到江蘇，一路上有很多的挖煤工人、窮苦百姓加入，說明開始的時候，它有很強的感召力，得到百姓的支持。而曾國藩兵出湖南后，一路上百姓并不支持他。很多地方，百姓看見官兵來了，還給太平軍通風(fēng)報信。1865年，他北上抗捻，發(fā)現(xiàn)河南、山東等地的老百姓非常仇視官軍，他感到爭取民心是當(dāng)務(wù)之急。他說：“凡覘軍事之勝敗，先視民心之從違?！本褪钦f戰(zhàn)爭能不能取得勝利，首先要看老百姓支持不支持，把民心的作用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曾國藩非常重視民心的爭取與呵護。湘軍是軍政合一的軍隊，后勤有統(tǒng)一的安排，士兵不直接與百姓打交道，所有采購統(tǒng)一有人負責(zé)。有一次，一個采購員買了米，不給錢，一直拖著想賴賬。賣米的百姓來告狀，曾國藩知道了，將有關(guān)人等撤職查辦，開除出湘軍。他行軍打仗一個總的思想是不擾民。他提出的“八本”思想，即：“讀書以訓(xùn)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diào)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yǎng)生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其中的“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一直貫穿于他治軍的整個過程。

1843年開始招兵買馬的時候，他就提出“以愛民為第一義”，將之作為治理軍隊的首要理念，不準官兵騷擾百姓。對于這一理念的施行，他反省說：“歷年以來，縱未必行得到，而寸心總不敢忘愛民兩個字，尤悔頗寡?！彼J為：

天之立君、國之設(shè)官，皆以為民也。吾輩居官者，與百姓交涉，只有詞訟與錢糧兩端。錢糧不能無浮收，但不可過于浮勒；詞訟不能必聽斷之公允、曲直之悉當(dāng)，但不可過于拖累，便算是極好之官。仆嘗謂統(tǒng)兵而不知愛民，即百戰(zhàn)百勝，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愛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國家設(shè)置官吏，目的是愛民。因此，一個好官，一個好的統(tǒng)領(lǐng)，必定愛民。不愛民，即使百戰(zhàn)百勝，也是造孽；不愛民，即使有位有為，也是罪孽。由于曾國藩的極力維護，主動爭取，百姓對湘軍的態(tài)度逐漸發(fā)生了變化。1854年11月，他在上給咸豐的奏折中寫道：

臣等一軍所到之處，民間焚香頂祝，夾道歡迎。扎營之地，或送薪米，或送豬羊，蓄發(fā)之民，愿為偵探，愿為向?qū)?。賊匪雖嚴刑禁殺，百姓不甚畏忌，猶殷殷輸誠于官軍。視往年官兵過境，無物可供采辦，無人愿為向?qū)?，氣象為之一變。此民心之可恃者一也?/p>

過去老百姓是支持太平軍的，為什么現(xiàn)在轉(zhuǎn)過來支持官軍？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造成這種轉(zhuǎn)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我認為是曾國藩的愛民思想與愛民行為，感動了百姓。為了做到行軍不擾民，曾國藩制定了《勸誡營官四條》，第一條即是“禁騷擾以安民。”條文規(guī)定：

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占民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為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明確禁止騷擾百姓，不準強擄民夫，強占民房，也不準拆民房修建工事。有一支軍隊在皖南某鎮(zhèn)駐扎，強拆民房門板等蓋營房，當(dāng)?shù)丶澥繉钭痈愕皆鴩抢?，他專門派人去調(diào)查，事實調(diào)查清楚后，給予軍事主官嚴厲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