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集中登記管理人民，還有方田均稅法和保馬法。王安石的新法正如一切集體制度，絕不肯放任人民自由生活。朝廷一心要照顧百姓，必須確實知道他們在做什么，擁有哪些東西。正如一切集權制度，他們沒有特務就無法統(tǒng)治，于是，特務制度在熙寧五年（1072年）建立，幸虧蘇東坡當時已離開京師。朝廷若不把御史臺控制?。ㄏ喈斢诮裉斓膱笳码s志），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fā)揮作用的。王安石認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屬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樣，具有“一個國家、一個信仰、一個領袖”的信念。他像希特勒，遭到反對就大發(fā)雷霆?，F(xiàn)代精神病學家可以把他列為妄想狂。

顯出他的“妄想狂性格”，以及使一切史學家和批評家公認為不可原諒的倒不是他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作風，而是他把自己當做經書唯一的評注家。以前王莽曾竄改古書，現(xiàn)在王安石寫了《三經新義》，還把它定為官方的標準，取代了過去的一切大經論家。王安石學問不錯，但是不足以取代鄭玄、馬融、陸德明等古代巨儒。這樣不僅是濫用權威，也是污蔑學術。試卷通常都引用古文，考生的解釋必須統(tǒng)一。他立下這個新標準，國內的讀書人都必須研讀王安石每一方面的意見，從政治原則，佛家色彩極濃的儒家思想到“鶉”“梟”“雉”等字的語源，不一而足。蘇東坡出京之后，有一次監(jiān)考地方考試，曾寫詩說，他對考生思想的統(tǒng)一和貧乏非常痛心。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充滿佛教色彩，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創(chuàng)意高，學術基礎卻不夠深。然而，他深信自己對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完全正確?！度浶铝x》奇差無比，他死后就被人拋到腦后，沒有一篇留存下來。但在他當權時期卻是應考學者的“圣經”，稍微不合宰相的解釋，就會名落孫山。他只花兩年時間便完成了《三經新義》，尤其是對學術的一大侮辱。這本書在熙寧六年（1073年）三月開始動筆，由他的兒子和一位小政客幫忙，熙寧八年（1075年）六月就出版了。倉促而就的作品被定為儒經正統(tǒng)的注釋，王安石意見一改，新的版本馬上問世，考生都知道他們的前途要看自己能不能跟上修訂本而定。

這里不談王安石的學問，蘇東坡卻覺得實在難以容忍。他的學問比王安石強多了。不過我要提一下，王安石的“字說”非常滑稽，和所有半吊子的語源學差不多。除了《三經新義》，當時學者最氣的就是王安石所創(chuàng)的語源討論。他的“字說”研究字的構造和起源，不用比較法，卻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他對學術最創(chuàng)新、最持久的貢獻，晚年還繼續(xù)研究，完成了二十五卷。西方學者不難明白，學者若運用想象力，不受科學方法的約束，要完成二十五卷語源學實在太容易了。“幻想語言學”一天可以編出十幾部。為什么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合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倒是很容易也很好玩。王安石有五十多條字說留傳下來，大部分成為茶余飯后的趣聞。蘇東坡和王安石的許多玩笑話都和這些“字說”有關。

蘇東坡喜歡用歸謬法。中文有一個“鳩”字，由“九”和“鳥”兩部分所構成，讀音如“糾”。王安石竟不顧語音學的道理，一心想從字意找出些趣談。有一天，蘇東坡和王安石閑聊，忽然問道：“對了，‘鳩’字為什么由‘九’和‘鳥’所構成？”王安石答不出來。蘇東坡取笑他說：“我告訴你，詩經說‘鸤鳩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就是九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