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覺得優(yōu)越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兩者中讓我選一個，我想自信更實惠一點。家庭、相貌、文憑都可以予以優(yōu)越感，但是這和本人沒有什么關系，瓦瑟大學給我的優(yōu)越感來自于她的三角鋼琴、紅地毯和黃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來自于瓦瑟大學給我的教育。

梁喜輝教授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老師，至于他是一個中國人完全是個偶然，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會講中文。大三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了歐洲近代史，當一個瘦瘦的亞洲人走進課堂，我多少有點失望，我當時期望著一個我能愛上的紳士教這門課。梁教授講課就是講故事，他有一口標準德國口音的英國英語，下課前總結(jié)幾句，然后就把一班學生派到圖書館的典藏室看書去了。他在黑板上寫的東西根本無法做筆記，如果這堂課時間再長一點，他在黑板上的涂鴉就和杰克遜·波拉克的畫有一拼了。

期中考試前，我們有一道作業(yè)，就是一篇叫“What if ”（假設）的作文。梁老師要我們假設二戰(zhàn)中如果任何一個參戰(zhàn)的國家改變其立場，會對近代史有什么影響。我選了中國，因為我知道梁老師曾經(jīng)寫過一本書講述德國軍官在國民黨軍隊中所進行的培訓及由其產(chǎn)生的影響。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觀點總結(jié)得非常好，他的書我至少看了三遍，結(jié)果他給了我個F——不及格。

我?guī)缀醑偭?，非要梁教授給出個理由來，他請我去他家吃晚飯。

進了客廳，我一眼就看到一個介于實驗室和小孩玩具之間的裝置。

“這是什么？”我問。

“這是歐洲近代史?！绷航淌谛χf，“你看，最上端這個球掉下來就是南斯拉夫的槍殺，噢！球順著滑道滾到這個坑里就會彈起來一面沙俄宣戰(zhàn)的小旗，小旗起來的時候旗桿就會把裝紅色液體的瓶子打翻，這樣血就會流遍歐洲，液體流進這個坑的時候，這個不倒翁的列寧就會漂起來……俄國革命……我還沒做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悶的腦子上面開了個天窗。

“來，”梁教授說，“你來看看我的衛(wèi)生間。”

這個衛(wèi)生間像一個三維的小人書。梁教授把二戰(zhàn)前柏林的地圖非常形象地畫滿了衛(wèi)生間的墻壁、房頂，連馬桶的抽水缸都沒有放過。他告訴我戰(zhàn)前的柏林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他地圖上的每一個小店、酒吧都是根據(jù)他小時候的記憶和歷史資料標畫的，名稱、門牌號碼、掛的招牌的圖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證的。梁教授說這很不容易，因為柏林的很多資料已經(jīng)在二戰(zhàn)中消失了。

這頓飯吃了什么，后來又談了什么，我都記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記得從梁教授家出來的時候，我已經(jīng)非常明白，教育的價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夠問“為什么”，能夠獨立地找到答案，能夠有自己的觀點。會背書的學生都是傻×。

我的自信來自于這頓飯之后我再也沒當過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