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尚鉞同志誕辰一百周年。我，作為他的學生和助手，在他的諄諄教誨下成長，和他相處了30多年 ，如今更加懷念尚鉞同志。

尚鉞同志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戰(zhàn)士，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的革命一生是很不平常的。青年時代，他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得到魯迅、李大釗的教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至1927年，魯迅先生和尚鉞過從甚密，魯迅日記中記錄了和“尚鉞”、“仲吾”（即尚鉞）頻繁的會晤、通信和稿件往還。當時，魯迅先生已是譽滿全國的文學家，而尚鉞還是23歲的青年學生。尚鉞同志常常提到這段難忘的往事：“當初，魯迅先生那樣親切地、耐心地關懷和教育青年，曾一字一句地給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得益匪淺。我要學習先生那樣去關心、愛護青年一代。”

尚鉞同志在學生時代就積極地參加了剛剛興起的新文學運動。他是《莽原》社和《狂飚》社的重要成員。他的小說集《斧背》、《病》是我國早期文壇上有影響的作品，魯迅先生在總結中國早期新小說的發(fā)展史時寫道：“尚鉞的創(chuàng)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比（黃）朋其（按：指黃鵬基）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

尚鉞同志在北京大學畢業(yè)，正值北伐戰(zhàn)爭，他脫下學生裝，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豫南農村，從事革命活動，組織農民協會，準備迎接北伐軍。后來，在李大釗的指示下，他到了上海和武漢，經郭沫若的介紹，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事變中，蔣介石、汪精衛(wèi)相繼叛變，大批屠殺共產黨員，生氣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全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尚鉞同志并沒有被嚇倒，被懾服，他頂著狂風惡浪，勇猛前進，1927年9月，他在開封入黨。在我黨處在最艱難的時刻，他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以后55年，他始終跟著黨走，歷盡艱危，九死一生，但他意志堅定，對黨忠誠不渝。

尚鉞同志的革命一生充滿傳奇性的經歷。他自己說：“革命，必須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不是許多同志的掩護和營救，我不知已死了多少次，我的生命是屬于黨的，是先烈們用鮮血換來了我的幸存。”1927年底，尚鉞同志在河南組織農民暴動，任工農革命軍第四大隊第六支隊黨代表和當地蘇維埃主席。有一次，他率領一個只有十幾人的小隊進行活動，被優(yōu)勢敵軍包圍，在突圍時同志們大多犧牲，只生還了六個人。1931年，尚鉞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紅旗日報》采訪部主任，當時發(fā)生了著名的“東方旅社事件”，黨的秘密會議場所被敵人發(fā)現，我黨的重要領導人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以及左聯成員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30多人被捕，后來大部分人被殺害于上海龍華。尚鉞同志也趕去參加會議，被扣押盤查。但尚鉞事前知道旅社中住著一個國民黨官員，準備了一封求見的假信件，敵人看了這封假信，在忙亂中未及仔細追查，以為是抓錯了人，將他釋放，尚鉞同志這樣才脫離了虎口。每當尚鉞同志談到以往的事情，他總是深情地懷念這些犧牲了的同志，不勝感慨。

尚鉞同志出入于槍林彈雨，經受過戰(zhàn)火的鍛煉。又曾被捕入獄，受盡酷刑拷打，幾瀕于死，但他英勇堅強，嚴守黨的機密，被難友們稱譽為“不屈的年輕人”。1932年他任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因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受到打擊，被開除黨籍。他為了遞送信件到蘇聯，不畏嚴寒，泅渡波濤洶涌的黑龍江；又為了尋找組織，顛沛流離，跋涉到寧夏，企圖越過封鎖，奔往陜北。他雖然長期失掉黨的關系，但仍然一心向黨，以黨的名義，聯系和組織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活動。抗戰(zhàn)時期，他奉黨的委派，在昆明團結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冒著被逮捕、被暗殺的危險，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