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qū)別——人生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里，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的。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zhì)，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jīng)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nèi)在的氣質(zhì)與外在的環(huán)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fā)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鉆研完畢之后，并且了解了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么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相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yù)卜未來，那么清楚，那么明確，事故是那么在命難逃。中國的星相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折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后課卻總比星相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兇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fā)生了、應(yīng)驗了。

蘇東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當政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謫。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于導(dǎo)致國力耗竭，小人當政。凡是讀《水滸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shù)凋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臺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純良儒臣，寧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tǒng)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jīng)死亡，其余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削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借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quán)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jīng)濟學(xué)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于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xiàn)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于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松詼諧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沖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