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并且也不曾設(shè)想過我會耍賴—她明白無誤地要我去住校，告訴我到星期六再回家來。我服從了，心里卻十分地別扭。

那時，經(jīng)歷過浮夸的“大躍進”，國家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學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親在家雖也漸漸“巧婦難為無米炊”，但父親靠級別終究還有一些食油和黃豆之類的特殊供應(yīng)，加以母親常能“化腐朽為神奇”，比如說把北方人往往丟棄的魚頭、豬腸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飯菜依然堪稱美味佳肴，這樣再回到學校食堂，便更感饑腸難暢。

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那雖只是個?？茖W校，平心而論，一般的書藏量頗豐，因此也漸漸引得我入了迷，幾個月后，我也就習慣樂于在圖書館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圖書館的情形，也出現(xiàn)了幾次。

不過，母親每月給我的零花錢，在同學中，跟他們家里所給的比，還是屬于多的，因此那時我在同學中，顯得頗為富有，有時就買些伊拉克蜜棗（那是那時市面上僅有的幾種不定量供應(yīng)的食品），請跟我相好的同學吃。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fā)現(xiàn)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diào)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yīng)當留在北京，我當然也并不以為自己應(yīng)當隨他們而去，畢竟我已經(jīng)是大學生了，問題在于：北京的這個家，具體地說，我們的這個宿舍，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么，為什么不至少為我留一間？

那一年，父親他們機關(guān)奉調(diào)去張家口的還有另外幾位，其中有的，就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當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還經(jīng)歷了“文革”的動亂，但到頭來，人家北京有根，終究還是“葉落歸根”了。那時，即使我母親跟父親去了張家口，跟組織上要求給我留一間房，是會被應(yīng)允的，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yīng)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問題上，母親是絕對的權(quán)威。倘若母親提出應(yīng)為我留房，父親是不會反對的。母親此舉也令鄰居們大惑不解。特別是，他們都目睹過母親在飯食和訂閱報刊上對我的慣縱，何以到了遠比飯菜和報刊都更重要的房子問題上，她卻忽然陷我于“無立錐之地”，這還算得上慈母嗎？！

父母遷離北京、去往張家口那天，因為不是星期日，我都沒去送行，老老實實地在教室里聽課。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里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污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五

我想一定會有人笑話我：十七八歲開始獨立的人生，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里，有的人15歲左右就參加革命了！而“文革”當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鄉(xiāng)，“老三屆”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們?nèi)ゲ尻牷蛉ケ鴪F時頂多16歲。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檢討過自己的嬌懦與卑瑣，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階段的心曲。但現(xiàn)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煉，也堪稱教訓與經(jīng)驗并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xiàn)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別是母親，對子女，特別是對我，在無形中所體現(xiàn)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