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北京時期，《京報副刊》讓讀書人推薦必讀書目的時候，魯迅交了白卷。他說中國書要少讀，應(yīng)多讀外國書。這招惹了不少怨言。周作人曾說魯迅好唱反調(diào)，故意與人作對，也包括類似的事件在內(nèi)。那時候能夠理解他的，幾乎沒有幾個。那罵聲，現(xiàn)在還在一些人那里出現(xiàn)著。

我個人想，魯迅的用意，大概是逃逸中國陳舊的語言。在他看來，中國的語言是被污染過了的，即我們都在使用一種奴性的語言。要改變它，一是回到漢唐時代的某些語境，恢復陽剛之美；二是取之民間，采野風而用之；三是從外國那里得到參照，加進邏輯的因素。回到漢唐的秩序，自然是夢想，去往的路已經(jīng)阻隔，不過神往一下而已。到民間去，那里早就被皇權(quán)化了，所獲也是不多的。而讀外國書，也許能夠有種參照，或許有鮮活的感覺出來。據(jù)他的翻譯經(jīng)驗，是可以改變母語的一些表達方式的。而那達成的路，則有古語言的因素，或者說古語言被激活了。這里大概有他的敘述策略。

對士大夫語言的厭惡，是從留日開始的。自從接觸了章太炎的觀點，便對清朝以來的流行文章有鄙視的態(tài)度。而那時候通過日文的閱讀，才知道語言的表達的豐富性是應(yīng)該可以做到的。他苦苦翻譯域外小說，乃是為了擺脫舊的文章之氣，輸進新鮮血液。而那時候給他語言快感的一是六朝文章，二是日語與德語里的俄國小說。日本文字儒雅的行文對他有一定的影響，那些朗然的文字，讓他看到了精神自新的一種可能。

他回國后的文體，與晚清的悠然的古風大相反對，完全沒有那些套路。在教育部的行文里，毫無官氣，而書信中的詞語是漢唐氣魄的。他自覺地與身邊的語言保持著一種距離。比較一下他和許壽裳、蔡元培的文字，是可以感受到這些的。五四前后，白話文出現(xiàn)，魯迅十分高興，對這一新的語體寄予了諸多希望。胡適溫文爾雅的筆觸，周作人博學的談吐，李大釗剛直的詞語，在魯迅看來，都是新的語言的誕生。倘說中國還會有什么希望，從一種新的表達式開始，才是重要的。他加入《新青年》的隊伍，也有語言革命的一種呼應(yīng)心理。雖然他內(nèi)心對同人的觀點并不都認可，而志向是有交叉的地方的。

魯迅到《新青年》去湊熱鬧的作品，是《狂人日記》，在文風上是卓絕于文壇的。那完全是詭異的表述，文字幽玄而深邃，象征的句式背后乃一個顛覆舊俗的預(yù)言。那樣的文辭里沒有溫吞的思緒，直來直去，而且以非奴態(tài)的直逼，向著本真挺進。后來他寫下的《野草》，撕碎了士大夫的偽飾的外衣，精神進入幽深之所。那些對認知極限的打量的文字，是被地火熔煉過的，晦氣與陰暗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消失，誕生的卻是心靈燭照的光澤。那么純粹、幽遠、神異，像晨曦般穿射在精神洞穴里。一切虛偽、自戀、奴態(tài)的詞語都與其沒有關(guān)系，那完全是新式的精神表達式。新文化的業(yè)績之一，其實就是出現(xiàn)了這樣的個人主義的新文體。

而那時候，北京文壇新舊之間的較量從未停止過。舊式文人的存在，與那些復辟者的言行成了一種可怕的勢力。他們主張尊孔，提倡讀經(jīng)，印制古書。在魯迅看來，古書未必都壞，還有先人美妙的遺存在。但是在根本的層面上，古書的邏輯，多是為主子拍馬的文體，與今人的感受殊異。在一個專制的國度，表達方式要有個性，要擺脫的正是奴隸之心。

他后來看到林語堂、周作人、劉半農(nóng)回到明清士大夫的小品文里，內(nèi)心是失望的。京派文人的儒雅和自戀，就把文詞的亮度減弱了，好像有了錢牧齋的沉悶。他覺得新文化人應(yīng)在基本點上，保持一種與傳統(tǒng)的距離。舊文體里是有毒素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這一點。這個看法，也許值得商榷。然而那背后的對未來的期待，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