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明白這些本義，再去推求《詩經(jīng)》，可以明白了許多。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袵席。故曰《關(guān)雎》之亂以為《風(fēng)》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笨梢姽旁娪腥в嗥Ｓ腥藢τ谌в嗥?，有些懷疑，以為這是虛言。據(jù)我看來，這并非是虛言。《風(fēng)》、《雅》、《頌》已有三百余篇，考他書所見逸詩，可得六百余篇；若賦、比、興也有此數(shù)，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吨芏Y》稱九德六詩之歌，可見六詩以外，還有所謂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時，“官箴、占繇皆為詩，所以序《庭燎》稱‘箴’，《沔水》稱‘規(guī)’，《鶴鳴》稱‘誨’，《祈父》稱‘刺’，詩外更無所謂官箴，辛甲諸篇，也在三千之數(shù)”。我們以六詩為例，則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數(shù)，更無庸懷疑。至于這三千篇刪而為三百篇，是孔子所刪，還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刪過呢？我們無從查考。不過孔子開口就說誦詩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詩刪過了！大概三千篇詩太復(fù)雜，其中也有誦世系以勸戒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學(xué)者厭于諷誦。至若比、賦、興雖依情志，又復(fù)廣博多華，不宜聲樂，因此十五流中刪取其三，到了孔子不過整齊彼的篇第不使凌亂罷了。

《詩經(jīng)》只有《風(fēng)》、《雅》、《頌》，賦不為當時所稱，但是到了戰(zhàn)國，賦就出來了。屈原、孫卿都以賦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屈原《離騷》諸篇，更可稱為卓立千古的賦。《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的賦是道情的，孫卿的賦是詠物的，陸賈賦不可見，大概是“縱橫”之變。后世言賦者，大都本諸屈原。漢代自從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鳥》仿佛《卜居》，司馬相如自《遠游》流變而為《大人賦》，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為《七發(fā)》，其后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以及淮南、東方朔、劉向輩大都自屈、宋脫胎來的。至摹擬孫卿的，也有之，如《鸚鵡》、《焦鷯》諸賦都能時見一端的。

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無詩可見。一到漢初，詩便出來了。漢高祖《大風(fēng)歌》，項羽《虞兮歌》，可說是獨創(chuàng)的詩。此后五言詩的始祖，當然要推《古詩十九首》。這十九首中據(jù)《玉臺新詠》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見這詩是西漢的產(chǎn)品。至蘇武、李陵贈答之詩，有人疑是東漢時托擬的。這種五言詩多言情，是繼四言詩而起的，因為四言詩至三百篇而至矣盡矣，以后繼作，都不能比美，漢時雖有四言詩，若韋孟之流，才氣都不及，我們總覺得很淡泊。至碑銘之類嶧山碑等又是和頌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勢非變不可，而五言代出。

漢代雅已不可見，《郊祀歌》之流，和頌實相類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后頌為用甚濫，碑銘稱“頌”，也是很多的。

漢代文人能為賦未必能以詩名，枚乘以詩長，他的賦卻也不甚著稱。東漢一代，也沒有卓異的詩家，若班固等，我們只能說是平凡的詩家。

繼“十九首”而振詩風(fēng)，當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擬《詩經(jīng)》，獨具氣魄，其他五言、七言諸詩，雖不能如“十九首”的沖淡，但色味深厚，讀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陳思王的詩，也各有所長，同時劉楨、王粲輩畢竟不能和他們并駕。鐘嶸《詩品》評《古詩十九首》說是“一字千金”，我們對于曹氏父子的詩，也可以這樣說他，真所謂：“其氣可以抗浮云，其誠可以比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