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明理學(xué)

七國、六朝之亂，是上流社會的爭奪。五代之亂，是下流社會崛起，所以五代學(xué)術(shù)衰微極了。宋初，趙普、李沆輩也稱知理之人，趙普并且自夸“半部《論語》治天下”，那時說不到哲理。后來周敦頤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在周以前有僧契嵩，著有《鐔津文集》，勸人讀《中庸》、《文中子》、《揚(yáng)子法言》等書，是宋學(xué)的淵源。周從僧壽崖，壽崖勸周只要改頭換面，所以周所著《太極圖說》、《周子通書》，只皮相是儒家罷了。周的學(xué)說很圓滑，不易捉摸，和《老子》一般，他對二程只說“尋孔、顏樂處”。他終身寡言，自己不曾標(biāo)榜，也可以說是道學(xué)以外的人。

二程都是周的弟子，對于“尋孔、顏樂處”一話，恐怕只有程明道能做到。明道對人和顏悅色，無事如泥木人，他所著《定性篇》、《識仁篇》，和李翱相近。他說“不要方檢窮索”，又說“與其是外而非內(nèi)，不如內(nèi)外兩忘”，見解是很精辟的。伊川陳義雖高，但他自尊自大，很多自以為是之處，恐怕不見得能得孔、顏樂處。邵康節(jié)以“生姜樹頭生”一語譏伊川，就是說他自信過甚。

邵康節(jié)本為陰陽家，不能說是儒家，他的學(xué)問自陳摶傳來，有幾分近墨子。張橫渠外守禮儀頗近儒，學(xué)問卻同于回教。佛家有“見病”一義，就是說一切所見都是眼病。張對此極力推翻，他是主張一切都是實有的?？蓟丶v自唐代入中國，奉摩尼教，教義和回教相近。景教在唐也已入中國，如清虛一大為天，也和回教相同。張子或許是從回教求得的。

北宋諸學(xué)者，周子渾然元氣，邵子迷于五行，張子偏于執(zhí)拗，二程以明道為精深，伊川殊欠涵養(yǎng)，這是我的判斷。

南宋，永嘉派承二程之學(xué)，專講政治，金華派呂東萊輩，專講掌故，和哲理無關(guān)。朱文公師事延平，承“默坐證心，體認(rèn)天理”八字的師訓(xùn)。我們在此先把“天理”下一定義?！疤臁本褪恰白匀弧?，“天理”就是“自然之理”，朱文公終身對于“天理”，總沒曾體認(rèn)出來，生平的主張，晚年又悔悟了。陸象山和朱相反對，朱是揭“道學(xué)問”一義，陸是揭“尊德性”一義。比較起來，陸高于朱，陸“先立乎其大者”，謂“《六經(jīng)》注我，我不注《六經(jīng)》”，是主張一切皆出自心的。朱主張“無極太極”，陸則以為只有“太極”，并無“無極”的。兩人通信辯論很多，雖未至詆毀的地步，但悻悻之氣，已現(xiàn)于詞句間。可見兩人的修養(yǎng)，都沒有功夫。陸象山評二程，謂“明道尚疏通，伊川錮蔽生”，實在朱、陸的錮蔽，比伊川更深咧。朱時守時變，陸是一生不變的。王荊公為宋人所最嫉惡，惟陸以與王同為江西人，所以極力稱頌，也可見他的意氣了。明王陽明之學(xué)，本高出陸象山之上，因為不敢自我作古，要攻訐朱文公，不得不攀附于陸象山了。

陸象山的學(xué)生楊慈湖簡，見解也比陸高，他所著的《絕四記》、《己易》二書，原無甚精采，《己易》中仍是陸氏的主張。但楊氏駁《孟子》“求放心”和《大學(xué)》“正心”的主張說：“心本不邪，安用正？心不放，安用求？”確是朱、陸所見不到的。黃佐廣東人指楊氏的學(xué)說，是剽竊六祖惠能的主張，六祖的“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币毁?，確是和楊氏的主張一樣的。

宋代的哲學(xué)，總括說起來：北宋不露鋒芒，南宋鋒芒太露了。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關(guān)。

南宋，朱、陸兩派可稱是旗鼓相當(dāng)。陸后傳至楊慈湖，學(xué)說是更高一步。在江西，陸的學(xué)說很流行，浙西也有信仰他的，朱的學(xué)說，在福建很流行，后來金華學(xué)派歸附于他，浙東士子對朱很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