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孔穎達、賈公彥出而作注疏，產(chǎn)生“五經(jīng)”、“七經(jīng)”的名稱?！拔褰?jīng)”是孔穎達所主張的，賈公彥益以《周禮》、《儀禮》就稱“七經(jīng)”，后更附以《公羊》、《穀梁》《公羊》用何休，《穀梁》用范甯，就是唐人通稱的“九經(jīng)”?？追f達曲阜人，當時北方人多以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鄭，《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學”按即南北朝南朝的經(jīng)學。承魏學風兼采眾說，不拘學法，隨意發(fā)揮，又受佛教影響，是宋代理學的淵源、“北學”按即南北朝北朝的經(jīng)學，墨守東漢舊說，以章句訓詁為主，不愿別出新義。學風保守，撰述亦少之分，后來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學說，因此散失無遺。

唐代輕學校而重科舉，取士用“明經(jīng)”、“進士”二科明經(jīng)科討論經(jīng)典，進士科策論應試，學者對于孔氏的學說不許違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漢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賈而外，竟沒有卓異的經(jīng)學家了。

《儀禮·喪服》是當時所實用的，從漢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說也非賈《疏》所能包。這是特例。

三、宋學與漢學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時之舊。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詩賦以經(jīng)命名的，也不許抵觸孔、賈的主張。當時有人作“當仁不讓于師賦”，將“師”訓作“眾”，就落第了。邢昺作《論語》、《孝經(jīng)》疏，拘守孔、賈所已引用的，已是簡陋，那些追隨他們的后塵的，更是陋極。宋代改“明經(jīng)科”為“學究科”，這“學究”兩字是他們無上的諢號。

在思想不能自由發(fā)展環(huán)境之下，時勢所趨，不能不有大變動，因此宋代學者的主張就和以前趨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幟的人，首推孫復。他山居讀書，治《春秋》以為三傳都不可靠。這種主張，在唐人已有趙匡、啖助創(chuàng)議于先，孫不過推衍成之。繼孫復而起，是歐陽修，他改竄《詩經(jīng)》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辭》非出自孔氏，立說之中很多荒謬，因為他本是文人，非能說經(jīng)的。同時有劉敞字原甫說經(jīng)頗多，著有《七經(jīng)小記》，原本今雖不存，但從別書考見他的主張，雖和注疏背馳，卻不是妄想臆測。神宗時王安石治經(jīng)，著有《三經(jīng)新義》，當時以為狂妄。原書已難考見，但從集中所引用的看來，也不見得比歐陽修更荒謬，想是宋人對于王安石行為上生怨惡，因此嫌棄他的學說。王的學說，傳至弟子呂惠卿輩，真是荒謬絕倫，后來黃氏按即宋人黃朝英有《緗素雜記》，把《詩經(jīng)》看作男女引誘的談論，和《詩經(jīng)》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

宋儒治經(jīng)以意推測的很多。南宋朱文公按即朱熹憑他的臆測釀成很多謬誤。朱氏治經(jīng)，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經(jīng)，但是功不能掩過。現(xiàn)且分別指明：

（一）《易經(jīng)》本為十二篇，鄭、王合《彖辭》于經(jīng)，已非本來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陳摶的《河圖》、《洛書》并入《易經(jīng)》——《河圖》、《洛書》由陳摶傳至邵康節(jié)按即邵雍，再傳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經(jīng)》。有清王懋竑為朱文公強辯，謂《河圖》、《洛書》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無謂了。因為朱文公對于道士煉丹之術，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參同契》漢時道家書作注釋，在書上署名“空同道士鄒炘”，“鄒”、“朱”雙聲，“炘”、“熹”通訓，他的本名已隱在里面了。這是他的過。分《易》是還原，為功很小；增《河圖》《洛書》是益迷信，過很大?？梢哉f是功不掩過。

（二）朱文公從文章上，懷疑偽古文《尚書》，開后人考據(jù)的端續(xù)，是他的功；他懷疑《書序》今文所無，古文所有也是偽托，他的弟子蔡沈作《書集傳》，就不信《書序》，是他的過。這可說是功過相當。